雅各·汉布林为约翰·韦斯利·鲍威尔向导并翻译供述

约翰·韦斯利·鲍威尔与雅各布·汉布林通过一种具有持久历史影响的务实合作联系在一起——在调查鲍威尔队员死亡一事期间，汉布林担任鲍威尔的向导和翻译；鲍威尔记述他们与希维特部落会面的内容，则有助于确立人们普遍接受的死因解释。然而，鲍威尔必须依靠汉布林翻译这场关键交谈。因此，这段合作关系既使鲍威尔得以接触证词，也让证词的含义落在一位其可靠性后来受到质疑的调解者手中。

向导与探险队伙伴

从大峡谷天然屏障脱身并离开犹他州前往芝加哥一年后，鲍威尔返回，继续探索科罗拉多河及其支流。此时他已是国际知名人物，也已收到豪兰兄弟家人的请求，希望他查明奥拉梅尔和塞内卡的遭遇。鲍威尔向布里格姆·杨寻求帮助；杨派出自己在犹他州南部的主要人物汉布林担任向导。汉布林的角色将鲍威尔的探险与当地知识及该地区的摩门教领导层联系起来；这并非仅仅是带人穿越陌生地域、寻找路线。

9月5日，鲍威尔在犹他州帕罗万会见了布里格姆·杨和汉布林。约四十名当地圣徒在场，其中包括威廉·戴姆和约翰·D·李，两人都是山地草甸大屠杀的主要参与者。众人陪同鲍威尔，直到摩门教在管泉的前哨据点。之后，鲍威尔和汉布林与布里格姆·杨等人分开，在一队凯巴布派尤特人的护送下继续南行，穿越亚利桑那狭长地带。这趟旅程使汉布林处于鲍威尔与证人之间，而鲍威尔希望听取这些人的证词——他既是探险队的向导，也是理解双方核心对话的媒介。

会面与相关记述

9月19日晚，在德伦博山东北方，汉布林安排鲍威尔与希维特部落成员举行会谈；据称，这些人杀害了那三名男子。鲍威尔后来称，希维特族长承认了杀人一事。汉布林为他翻译。另有一份在鲍威尔未听见时作出的解释称，邓恩和豪兰兄弟抵达一处希维特人村落时，已筋疲力尽，几乎饿死。村民给他们食物后，便让他们上路。后来，一名据称来自科罗拉多河以东的访客告诉村民，矿工在一场醉酒斗殴中杀害了一名女子，并暗示这些旅人就是那些矿工。希维特人因这一错误消息而愤怒，遂追上这行人并发动袭击。

因此，在鲍威尔的叙述中，这些人之死源于认错人，而不是针对探险者的蓄意袭击。鲍威尔宽恕了希维特人，没有寻求惩罚或报复。这次会面为调查提供了一套连贯的说法，解释杀人事件及其原因；据称的供述经汉布林翻译、并由鲍威尔在出版的版本中加以确认，成为普遍看法的依据。这段关系之所以具有证据上的重要性，恰恰在于这一连串环节——汉布林安排会面、翻译族长的话，并帮助鲍威尔理解其含义；随后，鲍威尔又将这种解释写入一部广为人知的著作。

对翻译与可信度的审视

后来，人们质疑这段合作关系是否真正证实了相关说法，因为鲍威尔能否接触到这份供述，取决于汉布林。韦斯利·P·拉森认为，鲍威尔并不精通派尤特语，因此只能理解汉布林翻译的内容。据报道，希维特方言与其他方言差异显著，其他部落的成员也难以听懂。依照这一看法，鲍威尔在场本身并不能独立证明族长说了什么——汉布林的翻译仍是证词与鲍威尔对证词的记录之间不可或缺的环节。

唐纳德·沃斯特提出了不同的评价。他认为，鲍威尔对南派尤特人所说的诺米克语族方言有足够了解，能够判断汉布林翻译是否准确。对沃斯特而言，若供述是捏造的，汉布林就必须在不被鲍威尔察觉的情况下误导他，并参与一场更大规模的阴谋；他认为这些可能性都不可信。这场分歧并不能确定会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相反，它说明同一段关系可以支持截然相反的判断——鲍威尔的参与可以被视为对汉布林说法的核验，也可以被视为他依赖汉布林所带来的弱点。

这本书也将汉布林的声誉与使其形象更为复杂的证据并置。犹他州南部的圣徒视他为品行无可指摘的人，但历史记录记载，他曾为了上帝国度及他人的利益说谎，也曾为了个人获利而说谎。1857年山地草甸大屠杀之后，他策划抢劫威廉·杜克斯移民队伍——摩门教参与者伪装成派尤特人，而汉布林则以保管为借口，留下了大部分被盗牲畜。他没有参与对范彻车队的袭击，也未直接参与屠杀，但事后为了保护教会，对自己所知之事撒了谎。这些事例并不能证明他向鲍威尔所作的翻译是假的，却使人们若仅凭他作为诚实向导的声誉来为其辩护，显得不那么稳妥。

鲍威尔的记录与未解之说

对鲍威尔本人出版的叙述也应谨慎看待。他那部畅销的科罗拉多河探险记载包含公认的润饰和省略，并将他三次前往犹他领地的经历交织在一起——1869年的探险、1870年与希维特人的会面，以及1871至1873年的考察。为了写出更具戏剧性的叙事，书中把1872年的一些事件写得仿佛发生在1870年。这种改写历史的做法本身并不能使那次会谈失去效力，但意味着印刷出版的记述不能被视为对当时情况的如实逐字记录。

普遍接受的说法也与据称当局并未采取行动逮捕杀人者这一情况不协调。1869年9月的一则匿名电报称，两名杀害这些男子的希维特人在华盛顿印第安人营地，身边有两支属于他们的枪。该营地距犹他州圣乔治不到十英里，但似乎无人前去逮捕据称的作案者、取回死者的科学仪器和文件，或询问尸体所在之处。拉森还指出，电报没有标明发件人或发出地点，而且可能来自犹他州托克维尔；那里的电报局设在一座教区礼堂中，而该处后来在另一种死亡事件说法中受到牵连。

因此，鲍威尔与汉布林的联系意义重大，却仍无定论。汉布林促成了探险队与希维特人的会面，并提供了鲍威尔叙述所依赖的解释；鲍威尔的权威则帮助这一解释流传至今。后来的质疑揭示了一个限度——不能将两人的说法一致视为独立的相互印证；与此同时，对汉布林品格和鲍威尔语言能力的不同判断，也难以得出简单结论。这段关系正处于探险、翻译、声誉与历史证据交汇之处；而见证者在场，并不一定能消除他人代言所带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