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泽西州纽瓦克

好护士:医学、疯狂与谋杀的真实故事

新泽西州萨默维尔既是蒂姆·布劳恩成长为凶杀案侦探的场所,也是一股考验他对警方工作成效之信念的力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源源不断的凶杀案让他学会按轻重缓急处理死亡案件;护士埃塞尔·杜里亚在富裕郊区遇害一案迟迟无法推进,则让他看到,这些优先次序很快就可能服务于机构权势,而非正义。后来,纽瓦克再次出现,成为新泽西州毒物控制部门破败办公室的所在地,使对医院疑似投毒事件的调查也发生在同一片城市景观之中。

一座由暴力塑造的城市

本书通过暴力强加给人们的工作习惯来呈现纽瓦克。死亡案件接踵而至,次序不断变化——值班侦探在一个二十四小时班次里可能一桩案子也接不到,也可能接到好几桩;每一起新凶杀案都可能把原先看似最紧急的案件挤到一旁。“红球”紧急案件这个称呼,标示着某个案件暂时排在最前面,但只要另一具尸体改变了次序,它的优先地位就可能随即消退。这种工作节奏使注意力既稀缺又不可或缺。

布劳恩对纽瓦克处理死亡案件的叙述刻意避免煽情。尸体所在的位置为调查提供了初步框架——街角发现的尸体通常按谋杀案处理,铁轨上的尸体会形成棘手的现场,而河里的尸体则成了谜团。他回忆起警察把尸体推向帕塞伊克河对岸、送往另一个辖区的传闻。这些细节展现了地理、管辖权和调查惯例如何相互纠缠;甚至连河流也会成为一道边界,让人得以把责任推到对岸。

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纽瓦克更广泛的描述十分严峻——《时代》杂志称其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而腐败也广泛地与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埃塞克斯县检察官办公室只有十名侦探,每年要处理约四百起案件。于是,布劳恩的工作既处于极端暴力之中,也受制于有限的调查能力。他了解到,许多案件始于毒品,终于枪击;不断出现的儿童死者,也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维持善恶分明的判断。

布劳恩如何成长为侦探

在此前于附近的利文斯顿经历过一次死亡事件后,纽瓦克成为布劳恩职业生涯的核心。十几岁时,他在圣巴拿巴医疗中心做保安,负责搬运老年患者的遗体,但当时还没有把他们视作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后来,他当巡警时,在河边发现一名被谋杀的男子;那人的普通衣着和身上的伤口,让这起死亡对他有了切身意义。随后,他参加了调往纽瓦克的考试,追求凶杀案调查工作。

调动使他进入了一种吞噬时间、又把他引向粗粝职业文化的工作。他常常在单位或不在家,被这份工作的肾上腺素刺激和社交生活吸引。酒精帮他把其他烦恼抛到一边,直到他申请三个月的休假,在康复机构度过三十岁生日,开始练习柔道,并戒酒后重返工作岗位。他后来在纽瓦克的工作并未被描述成彻底康复,也不是简单的英雄使命——他获得勋章,熟悉了工作惯例,却也看到这座城市接连不断的案件和机构惯例如何磨损个人判断力。

布劳恩在纽瓦克的经历不只是面对大量暴力事件。在利文斯顿,他曾因对平民说脏话而受到申斥;在纽瓦克,他发现,人们有时只要免遭殴打就会心存感激,而投诉则可能湮没在案件洪流之中。他意识到,这套机制既能处理调查,也能轻易容纳不当行为。当他着手调查杜里亚谋杀案时,这种认识尤其深刻。

杜里亚案与正义的局限

备受敬重的五十岁护士杜里亚,被发现中枪倒在纽瓦克一处富裕郊区积雪覆盖的人行道上。她的钱包没有被动过,现场除了子弹,没有目击者、嫌疑人或其他线索。布劳恩最终把子弹与一把枪联系起来,又把这把枪与一项数百万美元的保险骗局联系起来;该骗局涉及把当地急诊室患者的隐私信息卖给追查滑倒摔伤索赔案的律师。这项调查提出了一种可能——杜里亚是因为揭露不法行为而遭到杀害。

布劳恩追查这一可能性时,上司警告他不要再碰这起案件。他坚持调查后,暂时被调离凶杀案组,改派到法院工作。他逐渐明白,案件可能悬而未决,并不是因为没有找到调查方向,而是因为沿着这条线追查会威胁到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这一反差意义重大——这座城市的普通案件教会他必须不停向前,而杜里亚案则让他看清,调查权力本身也受到限制。

布劳恩对杜里亚案倾注了个人感情。他与她的家人日渐亲近,想要找出凶手,却意识到自己的职位可能服务于权力机器,而非受害者。尽管官方将此案列为悬案,他知道自己找到了杀害她的那把枪。这个未解的真相一直萦绕着他,在叙事中化作坐在他良心上的杜里亚鬼魂。布劳恩患上带状疱疹,十年来第一次请病假,陪伴家人,随后离开纽瓦克,前往萨默塞特县担任凶杀案侦探。此举改变了他的工作环境,但悬案仍伴随着他,被放在衣橱里的一个纸板箱中。

毒物控制部门与后来的调查

纽瓦克还有新泽西州毒物控制部门的旧办公室。布劳恩和丹尼·鲍德温因萨默塞特医疗中心发生的疑似中毒事件前往那里时,该中心预计将在几个月内迁出纽瓦克。入口被铁链封住;走廊里散落着破家具,地毯上满是污渍,而毒物控制部门似乎是这栋大楼里最后一个仍在使用的单位。侦探们原以为那里会有实验室,结果看到的却是一间办公室,里面堆满书籍、文件和与毒物有关的物件。

这次短暂重返纽瓦克,为调查提供了一个以机构疏于照料为特征的场所,而非犯罪现场那种显而易见的紧迫感。侦探们需要专业知识和证据来弄清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但他们到访的地方既没有电影中常见的实验室,也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因此,纽瓦克将本书叙述的两个阶段联系起来——布劳恩早年对凶杀案调查工作中的压力与失灵之处的认识,以及后来跨越职业和机构边界调查患者疑似中毒事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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