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不公开匿名消息来源身份的准则
总统班底《华盛顿邮报》不公开匿名消息来源身份的准则,将匿名视为新闻编辑部的一项承诺,而非报道遭到攻击时记者可以随意撤回的特权。该准则最明确的一次考验,发生在报社质疑一篇不利报道是否准确之时——记者没有透露消息来源来为自己辩护,而是被告知报社不会公开消息来源的身份。这项准则保护了收集匿名报道所需的条件,同时也让新闻编辑部继续承担核查和更正已发布内容的责任。
实践中的准则
编辑审查敏感报道的方式,体现了这项承诺。宾·布拉德利询问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如何采集报道时,他想了解消息来源的立场,以及记者是否信任他们提供的信息。这场讨论划定了一条界线——布拉德利可以履行编辑职责,而不必知道记者承诺保密的消息来源身份。这种安排既顾及编辑评估报道的需要,也尊重记者对消息来源承担的义务。
在一个消息来源关系通过反复接触建立起来的新闻编辑部中,这种保护至关重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各自保管电话名单,通常也分头联系消息来源,部分原因是匿名消息来源可能更愿意与一位记者建立关系。分工也降低了记者彼此妨碍工作的风险。因此,保护身份不只是应对某场特定争议的措施,也是维持报道关系网的一项实际工作方法。
编辑压力下的匿名性
《华盛顿邮报》一篇报道错误地将几名男子认定为备忘录接收者,后来记者认定那些备忘录其实是日常安保文件,并非窃听谈话记录;此后,这项准则便被明确提出。报道中的几名男子因此受到影响,包括名誉受损;其中一人还难以找到并保住工作。新闻编辑部试图查明问题出在哪里时,伍德沃德指出,如果消息来源提供了错误信息,那么与消息来源的约定或许可以视为已经遭到破坏。但这一可能性并未让编辑们就此作出定论。
布拉德利明确表明了报社的做法,同时承认记者当时还不知道报道究竟对错与否。他认为,公开消息来源身份并不能解决争议——消息来源可能否认提供过相关信息,报社也就不会因此取得任何进展。他拒绝把披露消息来源身份作为补救办法,并让记者重新着手核实。卡尔·伯恩斯坦松了一口气;哈里·罗森菲尔德虽然情绪低落,却提议重新联系消息来源,再次核查报道。这样的回应让责任留在报道核查过程中,而不是转移到公开指出私下提供信息者的身份上。
核实、谨慎与保护的限度
消息来源保密与新闻编辑部的证据标准并行,但两者并不相同。在报道一笔从秘密竞选资金中提取的款项时,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从深喉那里获知,这些提款为水门窃听行动提供了资金,但另一名消息来源无法证实这一具体说法。巴里·萨斯曼和哈里·罗森菲尔德选择了更谨慎的表述——这笔钱资助了针对民主党人的广泛情报搜集活动。一项不成文标准逐渐形成——对于很可能被视为刑事犯罪的具体指控,若没有两个消息来源证实,就不予刊发。对消息来源保密,并不意味着无需检验他们所说的内容。
在充斥否认与反击的政治环境中,这一区别十分重要。许多主要媒体要么忽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要么将注意力集中在官方反驳上;政府官员则质疑报纸的可信度,指其报道带有政治偏见。然而,一篇关于全国性破坏行动的报道通过《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新闻服务的电讯网发出后,220家国内订户中有一半以上采用了这篇报道,电讯网订户以外的媒体也广泛进行了报道。保密有助于维持促成此类报道的采访工作,但它本身无法决定其他新闻机构或公众是否会接受这些报道。
意义与张力
这项准则的力量在于,报社受到质疑时,它拒绝把匿名视为可以随意舍弃的东西。即便当时报道是否准确尚不确定,新闻编辑部也面临着解释报道依据的压力,布拉德利仍坚持维护记者作出的承诺。与此同时,错误报道造成的后果表明,保密不能取代谨慎报道——被错误报道点名的人付出了切实代价,而保护消息来源也无法消除这些伤害。
本书将这种做法呈现为水门事件新闻报道过程中更广泛、且有时令人不安的一环。编辑审查各种说法,记者重新检查证据,而报社的工作方法也经受了竞争、公众抨击和失误的考验。霍华德·西蒙斯后来将新闻编辑部逐步投入水门事件报道的过程描述为渐进式发展,并回忆说,他对报社当时的做法感到不安。在这一背景下,不公开消息来源身份的准则,是一项明确的界线,而工作中的其他界线正受到考验——消息来源身份继续受到保护,但已刊发的报道仍须经得起核实,并在必要时得到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