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即荣誉”的民族主义自我想象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忠诚即荣誉”的民族主义自我想象,是弗朗茨·比伯科夫用来想象自己的信条——他是一名正直的德国工人,与那些背叛同胞的罪犯不同。它为他提供了一套表达尊严与自我克制的语言,但这个场景不断动摇着这种自我宣称——他在失业、酒精引起的病痛、有过入狱经历以及努力压制暴力幻想的同时,宣扬自己的忠诚。
信条与自画像
弗朗茨去找一位牧师,询问有什么办法能缓解胃痛时,他自称是靠打零工为生的工人,以前是搬运工,如今失业。他把胃酸灼烧归因于饮酒,请求帮助,并以一个基督徒应当帮助另一个基督徒为由求助。这次相遇很快从身体不适转向对道德身份的界定。弗朗茨说自己上不了天堂,反感别人对他发号施令,并坚持说:“忠诚即荣誉。”这句格言并未被呈现为一种已成定论的公共教条,而更像是他试图解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时抓住的一句话。
他想象自己在死者面前为自己辩护,这使他的自我宣称更加明白。他想象自己在乐园中被认出是弗朗茨·比伯科夫,一个德国人,一个临时工;他始终把心事藏在心里,没有像那些自称是好德国人、却欺骗同胞的人一样沦为罪犯。他援引黑、白、红三色旗帜,将其作为想象中的荣誉的一部分。然而,他对体面身份的宣称,也与他和其他男人之间鲜明的区分紧密相连——他把忠诚当作自己无辜的证明,尽管这段叙述同时揭示,这种区分是多么岌岌可危。
忠诚、政治与矛盾
这套信条的政治语言包含着一种显著的张力。弗朗茨提到向卡尔·李卜克内西宣誓效忠,也提到向罗莎·卢森堡伸出援手,随后又想象自己站在黑、白、红三色旗帜之下。这个场景将这些指涉并置于他的言语中,却没有调和它们。他的自我形象同时借用了政治效忠与民族归属的权威;忠诚由此成了一种笼统的荣誉标记,而非界定清楚的政治承诺。
弗朗茨的言辞与冲动之间的差异,使这个不稳定的理想更加突出。他威胁要刺死自己谴责的那个人,在床上翻滚挣扎,随后又坚称自己不会碰他一根手指。他说监狱不是恶棍待的地方,同时又以自己坐过牢为例,证明他对监狱有切身体会。因此,他的自我呈现依赖于区分自己的过去与他所谴责的犯罪行为,但愤怒却屡屡威胁要抹去这一区分。“忠诚即荣誉”既是他声称自己遵守的准则,也是他试图用来约束自己的反复念诵。
走向自我克制
离开牧师后,弗朗茨动身前往明茨街去找犹太人,绕了很远的路。叙述称,他想把一切理顺、说清楚。一路上,忠诚的反复念诵再次出现,但它与寻常的城市景象并列——集市摊位、商店橱窗、鹅卵石路面、有轨电车、车流和广告。他打量着坚实的铺路石和静止的房屋正面,安慰自己说房屋没有移动,同时又想象屋顶倾斜着滑走。这段步行给这套信条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场景——他试图平静前行,而周遭世界和他自己都显露出需要努力保持稳定的迹象。
街道也呈现出彼此竞争的归属意象。弗朗茨经过正在敲碎沥青路面的工人,想象着反复举起锤子再砸下的劳动;他把自己视为工人和无产阶级的一员。他挺胸直背走在布рун嫩街上,回想起监狱长说他们是德国公民。他还将莱茵河与“忠实可靠的守望”联系起来。这些意象为他的自我认识赋予了社会和民族的框架,但它们之所以有力量,源于他对具体劳动、公共秩序以及与他人同行这一行为的关注,而非他在自身处境中确有安全感。
格言的局限
他即将前往拜访的人,笼罩在他对吕德斯的愤怒以及一封女人来信的阴影之下。弗朗茨想象着把刀捅进吕德斯的肚子,接着提到上帝和基督,一再说自己会克制自己,不伤害任何人。他反复作出保证,说明克制眼下仍是一场挣扎,而非已经确立的美德。他继续走过剪裁合身的西装、汽车配件、拥挤的人群和指挥交通的警察;置身于这些商业与秩序的标志之间,他一度加快脚步,随后又重新下定决心慢慢走,不推搡任何人。
这个场景既没有简单肯定,也没有摒弃弗朗茨的理想。反复出现的格言为他提供了一套清晰可辨的自我叙述——他忠诚,是德国人,即使事实上没有工作,精神上仍是劳动者,并且在道德上与不诚实的罪犯截然不同。但叙述将这套说法与那些使其承受压力的事实和举动并置——他失业,酗酒到身体受苦,坐过牢,还必须主动劝说自己远离暴力。他对工人和公民身份的认同,为尊严提供了一套表达方式;而他言语中的矛盾则表明,他很难安稳地拥有这种尊严。因此,“忠诚即荣誉”既是一项原则,也是一种自我辩护的主张,还是一句试图自我克制的反复念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