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正派生活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过正派生活是弗朗茨·比伯科夫反复为自己设定的准则，但小说让这一准则变得不稳定——起初，他把它视为自我约束，继而视为诚实劳动与个人自由，后来则不得不面对誓言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他试图让莱因霍尔德也变得正派，预示着他自己之后的转变；而他坚持保留自己的姓名，则表明即使谋生手段已转为犯罪，追求自由生活的愿望仍可能存在。
首先用来要求莱因霍尔德的准则
弗朗茨起初把正派生活说成一种可以传授的实际自律。他很高兴莱因霍尔德和特鲁德在一起的时间比他预想的更长，并把这种安排视为证明——莱因霍尔德能够控制自己，安定下来，过上更稳定的生活。弗朗茨去拜访梅克时，打算报告这番成果，让朋友赞赏自己的影响力。对弗朗茨而言，这件事并非只是闲谈——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能力替他人安排生活的人。
在酒馆里，弗朗茨讲述莱因霍尔德如何留在特鲁德身边，以及故事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女人。梅克带着钦佩倾听，弗朗茨则陶醉于自己在他眼中促成莱因霍尔德改过自新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莱因霍尔德带着咖啡和软饮料加入他们时，弗朗茨问起他的家庭生活，得知特鲁德还在那里，而且人可以习惯这样的安排。弗朗茨对此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他拍着莱因霍尔德的肩膀，催他克制自己，说得仿佛只要坚持下去、咬紧牙关，就能让世界恢复正轨。
这份自信也暴露出他的局限。弗朗茨把莱因霍尔德与女人相处的困难当作自己能够处理的问题，并把表面上安定下来的家庭生活视为成功的证据。他主动提出帮忙，也认为自己的经历足以让他指导莱因霍尔德。然而，故事早已揭示了这份自信岌岌可危——叙述者提到命运是一种无法束缚的力量，而弗朗茨却相信自己已经掌控了局面。在这里，弗朗茨试图替另一个人安排正派生活；之后，这一准则才成为衡量他自身选择的标准。
受伤后的归来与自由宣称
弗朗茨被人从汽车上扔下后，他早先卖报的经历成为他解释自身处境的关键。赫伯特·维肖问弗朗茨，先前没来拜访是不是因为他想卖报，弗朗茨无法出声回答。他心里默默想着，自己本打算走正道，而且在遭袭之前一直如此。他也在心里坚称，自己没有背叛朋友。他没有说出这番解释，但这番沉默区分了他的意图与后来降临到他身上的暴力——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当时一直在努力诚实谋生。
过正派生活的愿望随后遇到了正式手续的阻碍。弗朗茨想找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房东便把警方登记表交给他。他担心填写真名会使自己与警方档案联系起来，再度引起他们对他的过去和失去的手臂的审查。他考虑过接受福利救济，却认为这与做一个自由人不相容。表格把抽象理想变成了桌边的一项选择——隐瞒身份以免引人注意，或写下自己的姓名并承担被认出的后果。
弗朗茨选择签上弗朗茨·比伯科夫。落笔时，他想起泰格尔监狱，包括那里黑树成荫的大道，以及忙着糊纸、做木工和修理活的囚犯。然而，他仍坚持自己的身份，不肯让别人夺走他的姓名。这一幕并未证明他的自由已有保障；相反，它表明他在压力之下宣示自由，而警方可能会注意到他这一风险依然存在。交还表格后，他便把事情当作已经解决，准备返回柏林。在这里，正派生活与如实表明身份相联系，但诚实也可能使他暴露于自己所畏惧的机构面前。
从诚实劳动到犯罪收入
这种公开宣示的独立，并没有让弗朗茨重新去卖报。一想到自己要靠普通工作累得筋疲力尽，而别人却坐着汽车，他便勃然大怒；他还把自己曾经卖过的报纸斥为毫无价值的谋生方式。维利向他介绍了一种赚钱办法——拿走货物，再通过可靠的同伙悄悄脱手。弗朗茨愿意接受这个提议——他想自食其力，但此时已把迅速赚钱置于合法劳动之上。叙述者指出，他的新营生是销赃，并暗示他的处境还会恶化。
弗朗茨对监狱的记忆进一步突显了这种转变。他想起黑色的树木、仿佛摇摇欲坠的房屋，以及自己必须变得正派的要求，随后把这项要求视为荒谬之事。他的反对并没有体现出他重新开始诚实劳动；相反，他质疑那种让一些人筋疲力尽、另一些人却拥有多得多的劳动究竟有何价值。这段文字把他的拒绝放在社会比较之中，但也记录了其后果——弗朗茨没有解决贫困与正派生活之间的冲突，而是开始从事犯罪活动。他追求自立的过程，因而脱离了曾赋予早先抱负道德力量的诚实手段。
安逸生活与誓言相悖
后来，弗朗茨似乎已从迫在眉睫的死亡危险中脱身，过上了舒适生活。他有食物、饮料、衣服和钱，也与小米泽建立了亲密关系；他还已全额偿还赫伯特·维肖的欠款。赫伯特·维肖、埃米尔和伊娃都真心关心他，弗朗茨则在他们家中消磨时间，等候小米泽。他和另外两名男子在米格尔湖畔划船，而他仅剩的一条手臂也变得更强健、更有力。他还去过明茨街的查封货物仓库。这些细节表明他的处境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并不能证明他已回到曾向自己许诺的生活。
叙述直接将他当下的生活与那份承诺并置。弗朗茨曾发誓要保持诚实；如今，他似乎又处在与从前相似的位置，只是身边的人从伊达换成了小米泽，而且他失去了一条手臂。这番对照令他表面上的复原显得令人不安。他的物质保障与亲密关系有所改善，但他的生活模式可能会重演，而失去手臂仍是他过去与现在处境之间差异的一部分。
弗朗茨不接受自己只是变得不诚实这一指控。他辩称自己已经尽力，回想起做推销员时的辛苦工作，并以失去一条手臂为由，说明自己已走到能力的极限。他并不否认自己如今靠拉皮条为生；相反，他拒绝感到羞耻，并反问自己剥削他人，是否比人与人之间相互剥削更甚。这场争辩揭示了他早先理想与眼下辩解之间的分歧——他衡量正派与否，不再主要依据禁止不当行为的绝对准则，而是看一个人是否努力、能否生存，以及人们谋生方式的不平等。当有人以监狱和进一步遭受暴力的可能性来质问他时，他仍不肯屈服。那份誓言并未消失，却已不再支配他的行为；它仍然存在，成为弗朗茨为自己辩护时必须回应的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