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丹与格洛丽亚的父女关系

唐·阿丹·巴雷拉与女儿格洛丽亚的亲情，揭示了支配他人生诸多方面的权力边界。格洛丽亚是他的独生女，但她出生时便患有囊性淋巴管瘤，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影响她的头部、面部和喉咙，最终会致命。数百万财富无法为她买来正常生活。这段关系的关键时刻并非发生在营救或行使权力之时，而是在失去之中——唐·阿丹外出期间，格洛丽亚去世；他则是在被拘押的状态下参加她的葬礼。

面对疾病的父亲

在这段父女关系的叙述中，格洛丽亚的病情并非一场短暂的危机。她自出生起便患有此病，相关叙述称其无法治愈，最终致命。疾病给她的生活带来的种种限制，与父亲巨额财富和广泛影响力形成直接对照。无论唐·阿丹在其他方面拥有多么丰厚的资源，都无法让女儿过上他所希望的普通生活，也无法消除威胁她的疾病。

葬礼举行前四年多，格洛丽亚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得到唐·阿丹的同意后，他当时的妻子露西亚带着十二岁的女儿从墨西哥前往圣迭戈；那里有他们希望能提供帮助的斯克里普斯诊所专科医生。这一决定使格洛丽亚得以在父亲安全屋所在之处以外接受照护，而唐·阿丹仍留在墨西哥。一个月后，露西亚打来电话，说格洛丽亚可能只剩下几天，也许几小时。这个紧急消息使父女之间的距离不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病情恶化和唐·阿丹所处的境况迫使他们分离。

死亡与缺席

格洛丽亚在睡梦中去世。唐·阿丹想到这一刻时，意识到她去世时自己并不在她身边。叙述并未将他的财富或地位描绘成能够保护他免于这种缺席的屏障；相反，无法陪伴女儿这一事实，成了他无法掌控之事所留下的情感印记。想到疾病无法治愈，而自己又未能在女儿生命终结时陪在她身边，他的悲痛愈发沉重。

葬礼将在圣迭戈举行。唐·阿丹回到了露西亚曾带格洛丽亚前往接受专科治疗的地方，但此时他并不是一个不受拘束的父亲。他坐在大教堂第三排，两侧各有看守，身旁共五名美国法警。他穿着一套黑色西装，是本·汤普金斯在诺德斯特龙百货公司买的；唐·阿丹的尺寸资料留存在店里。他的双手被铐在身前。他的穿着和被拘押的实际情况，界定了他能够参与葬礼的条件——他可以出席，但始终有人看守。

葬礼及其限度

尽管受到约束，法警仍允许唐·阿丹随着仪式行礼——当主教在座无几人的大教堂里讲话时，他跪下、起立，又坐下。下葬时，他们让他弯下身，抓起一把土，撒在格洛丽亚的棺木上。她被放入墓穴时，他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祈祷。这些有限的许可无法弥补女儿去世时他的缺席，也不能使他摆脱拘押，却让他得以在告别仪式中短暂地亲手参与其中。他与格洛丽亚的关系，便通过他仍能为她做的事情表达出来。

因此，葬礼呈现了两种权力。法警控制着唐·阿丹的行动，却为他的悲痛留出空间；这个曾拥有财富和影响力的父亲无法改变格洛丽亚病情的结局，却仍能祈祷，并把土撒在她的棺木上。他的哀悼既无法脱离围绕着他的强制力量，也不能被简化为这些力量。这个场面让他得以做出一位父亲最后的举动，同时也没有掩去束缚他的枷锁。

留在他们之间的事物

唐·阿丹从格洛丽亚的墓旁直起身时，叙述以未来坍缩为记忆的方式呈现他的失落——对于一个失去独生子女的人来说，前方所剩的只有已经发生过的事。随后，他告诉本·汤普金斯，自己可以拿出两百万美元现金。话题突然转回金钱，并未改变格洛丽亚已经去世这一事实；叙述也没有说明这笔钱意在换取什么。不过，与下葬的场面并置来看，这项提议标志着唐·阿丹重新诉诸他惯常行事时所使用的语言和资源——而这些资源无法阻止这场失去。

格洛丽亚的死改变了她父亲的权力所具有的意义，却没有改变这种权力在其他方面的影响范围。他可以提出条件，也可以在严格限制下参加葬礼；但他无法让女儿复生，无法让她过上疾病剥夺了她的生活，也无法挽回她在自己不在身边时离世的那段时光。这段父女关系最终定格在父亲丰厚的世俗资源与他在女儿墓前仅能做出的寥寥举动之间的反差中。他撒在棺木上的土，既不是补救，也不能使他摆脱这种反差，而是葬礼所允许他做出的最后一次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