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巴黎在凯末尔的生活中扮演着几种角色——它是文化声望的标志，是他想象着与所爱之人一同前往的目的地，最终也是一个让他得以从远处审视悲痛的地方。它的意义从时髦的憧憬，转变为未能实现的共同未来，继而成为独自寻求慰藉之所。

地位与文化抱负的象征

巴黎作为伊斯坦布尔亲西方的社交世界的一部分，进入了这个故事。在凯末尔与西贝尔女士订婚之前，他的父母谈论一场盛大庆典的筹备事宜；他的父亲很高兴，未来儿媳曾在索邦大学求学。这段描写体现了他们的社交圈对赴巴黎求学经历所赋予的声望，而不论所学内容为何。因此，巴黎不仅是一座城市，也是一种资历，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借此辨认文化地位。

时尚是这座城市影响伊斯坦布尔的另一条途径。1975年4月27日，西贝尔女士与凯末尔沿瓦利科纳厄大道散步时，在一家店铺橱窗里注意到一只珍妮·科隆手提包。第二天，凯末尔回到尚泽丽兹时装精品店。店里的货品属于更广泛的精品店文化；巴黎和米兰的商品与款式装在行李中运来，或以仿制品的形式出现，这些款式刊登在进口杂志上。因此，巴黎既是遥远的文化中心，也是当地以高价出售商品的来源。凯末尔尚未以巴黎为自己旅程的目的地之前，这座城市的影响就已存在于伊斯坦布尔。

这座城市也与凯末尔和西贝尔女士的个人经历有关。他们在苏阿迪耶相识，秋天西贝尔女士前往巴黎后，凯末尔整个冬天曾数次乘飞机去那里探望她。她回来与他结婚后，两人冬天便在避暑别墅见面。因此，巴黎与一段较早的恋情相连，也与两人在伊斯坦布尔和欧洲之间的往来有关；他们的社会地位使这种往来成为可能。

童年梦想与共同目的地

凯末尔童年时对绘画的兴趣，使巴黎成为一种更个人化的理想。在上学期间，他把梅尔哈梅特公寓当作绘画的地方，并梦想成为画家。他也曾设想去巴黎看画作。他回忆说，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伊斯坦布尔没有一座供访客观赏画作的博物馆，艺术书籍和目录也不容易找到来翻阅。对他而言，巴黎意味着得以进入一个艺术世界，而这个世界似乎远离他成长的城市。

多年后，在定期与菲颂一家共进晚餐期间，凯末尔把这个旧日愿望带入他们的谈话。他提议与菲颂前往巴黎参观博物馆、欣赏画作，她欣然回应。这个想法随着他们对菲颂鸟画的关注而反复出现。她依据费里敦拍摄的鸟类照片作画时，两人会讨论她接下来可以画哪种鸟；他们关于绘画和博物馆的谈论，与凯斯金家中更广泛的安稳感和连贯感交织在一起。巴黎被想象成这份共同文化兴趣的延伸，而不只是一个离开伊斯坦布尔的地方。

博物馆之行也为他们尚未实现的未来勾勒出形状。后来，菲颂为两人的婚事提出条件时，要求乘坐凯末尔的汽车游历欧洲，并由母亲陪她去巴黎。她想参观博物馆、欣赏画作，还想在那里为嫁妆购物。她的计划把旅行、艺术、家庭以及筹备共同生活联系在一起。凯末尔听她谈起两人未来的家时感到幸福，这凸显出这个目的地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他们希望共同开启的生活。

计划中的旅程

菲颂与凯末尔恢复公开见面后，他们的计划逐渐具体起来。他们在贝伊奥卢见面、看电影，并借助《驾车游欧洲》规划路线。他们打算先去埃迪尔内，然后驾车穿越南斯拉夫和奥地利，前往巴黎；菲颂还提议去维也纳。翻看旅行指南中的巴黎照片也成了计划的一部分，不过有时她看着照片会陷入沉默。

凯末尔安排旅行证件，并在巴黎的北方酒店预订了三间房——一间给自己，一间给切廷先生，另一间给菲颂和内西贝姨妈。这一安排体现了筹备旅程时的种种条件——这会是一次家庭旅行，而不是私密的蜜月。凯末尔的母亲催促他先结婚，再与菲颂单独出行；他则坚持带上切廷先生和内西贝姨妈。这场分歧表明，旅程不仅受到两人自身愿望的影响，也受到家庭期待的塑造。菲颂计划让母亲陪同，凯末尔则决定带上自己信任的司机，这些安排使这趟计划中的旅程成为迈向婚姻的一次谨慎筹划的过渡。

那趟旅程最终未能按计划成行。菲颂去世后，内西贝姨妈记得，菲颂曾想戴上一副特定的耳环，在巴黎给凯末尔一个惊喜，尽管她不知道菲颂说的是哪一副。这个回忆为未能实现的旅行添上了一个具体而私密的细节——巴黎一直是菲颂想象着给凯末尔带去惊喜的地方，尽管他们还没来得及启程，计划中的旅程便已中断。

独自重返与博物馆的慰藉

第二天，凯末尔在北方酒店订了一间房，并告诉母亲他要去巴黎，因为这趟旅行会对他有好处。他把此行说成是为了萨特萨特公司的事务，但连他自己也难以直截了当地说出真正目的。离开时，他多少把这趟旅程看作对过去行为的赎罪，其中包括自己未能留意到菲颂的耳环。登上飞机后，他明白自己此行既是为了忘却，也是为了做梦。离开那些不断让他想起菲颂的伊斯坦布尔街道后，他得以从更远的距离思考她和他们的故事，并从外部审视自己的执迷。

在巴黎，凯末尔寻找的博物馆不同于卢浮宫和博堡艺术中心这类拥挤而知名的机构。在埃迪特·皮亚芙博物馆，他预约后观看了发刷、梳子和泰迪熊。他在巴黎警察总局博物馆度过一天，也参观了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在那里，物品与画作并列陈列，而空椅子、枝形吊灯和没有家具的空间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些参观让他开始关注那些保存着个人生活痕迹的收藏，其中的日常物品和房间尤其如此。

这些博物馆带给凯末尔的慰藉并非抹去菲颂，而是让他从另一个位置回忆她。在安静的展厅里，他远离城市的人群，却仍身处巴黎；那种仿佛脱离日常时间的氛围使他感到宽慰。这与他曾赋予巴黎的角色不同——曾经，他把巴黎视为与菲颂同行的目的地；如今，那段共同旅程及其想象中的未来已不复存在，但这座城市仍提供了一种接近记忆的方式。巴黎弥合了凯末尔长久以来的艺术梦想与他后来哀悼的经历之间的距离，使博物馆之行既成为私人的避难所，也改变了他理解自身故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