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佩森

远大前程

康佩森是个衣着体面、受过教育且熟谙上流社会礼仪的罪犯;这些条件屡次保护了他,而他的同伙阿贝尔·马格维奇却承担了两人罪行的大部分后果。他的经历将最初使马格维奇卷入其中的诈骗,与围绕郝薇香小姐的骗局联系起来;后来,他追踪皮普一行人,使这段往事成为眼前的威胁。关于他生平与落网的叙述表明,光鲜的外表并非道德价值的标志,而是康佩森懂得如何利用的优势。

身份与犯罪同伙

马格维奇回忆说,二十多年前,他在埃普瑟姆赛马场遇见了康佩森。初次碰面时,两人的差异显而易见——康佩森穿着漂亮的西装,佩戴怀表、表链、戒指和胸针。他把自己装扮成绅士,曾在公学寄宿学校就读,也精通上流社会的礼仪。相比之下,马格维奇是个贫穷粗鲁、缺乏教育且有入狱记录的人。

康佩森招募马格维奇做同伙,但两人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不平等。他们从事的勾当包括诈骗、伪造笔迹和转手赃款。康佩森策划骗局,避免自己直接陷入危险,并安排他人承担风险和罪责。马格维奇形容他冷酷而工于算计;他们的犯罪经历也印证了这一评价切实反映了康佩森的行事方式。

他们的犯罪圈子里还有郝薇香小姐体弱多病的儿子阿瑟。阿瑟和康佩森此前曾通过针对一名富有女子的骗局获利,但康佩森赌博挥霍了所得钱财。阿瑟是郝薇香小姐的兄弟,而康佩森曾自称是她的情人,这一揭示将骗子与萨蒂斯庄园的情感往事联系起来。因此,他表现出的绅士风度不仅与他和马格维奇的犯罪合作有关,也与助长郝薇香小姐一生遭遇的骗局有关。

审判与不平等的惩罚

马格维奇和康佩森因流通赃款而被控重罪、交付审判时,康佩森要求两人分别辩护,彼此不得交流。马格维奇穷得几乎卖掉所有衣服才凑够聘请律师的钱。庭审时,两名被告在社会形象上的差异成了影响案件的因素——康佩森被描绘成教养良好的年轻人,马格维奇则被描绘成较年长、曾被定罪的罪犯。

据马格维奇回忆,控方证据似乎把他置于交易的中心。证人认出了他,钱款也交到了他手上;他看起来既实施了交易,又拿到了所得。随后,康佩森的辩护强调两人在教育程度和体面形象上的明显差异。他的律师把康佩森描绘成很少出现在骗局现场、仅仅受到怀疑的人;而马格维奇则屡被指认,而且早已为法庭所知。

法庭对两人品行的评判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康佩森的学业经历、熟人和社会关系被当作有利证据;马格维奇过去的定罪记录则对他不利。康佩森能够发表一番得体的陈词,诉诸自己的良好品行;马格维奇却只能直截了当地斥责同伙。陪审团因康佩森的品行和配合而建议宽大处理,却判定马格维奇有罪,未提出类似建议。康佩森被判七年,马格维奇则被判十四年。这种刑罚差距说明,康佩森的教育背景和举止能够转化为可信度;马格维奇的贫穷和犯罪记录则使他显得罪责更重。

与郝薇香小姐和莫莉的关联

马格维奇讲述往事时,间接揭示了康佩森与郝薇香小姐的过往。赫伯特写下一张便条,指出阿瑟是郝薇香小姐的兄弟,而康佩森就是曾自称她情人的男人。这一简短揭示改变了康佩森经历的意义——他的骗局并不局限于马格维奇的犯罪世界,还牵涉郝薇香小姐遭人弃于婚礼当天、此后长年悲痛的往事。

康佩森还通过莫莉的谋杀案审判与她有关。温米克解释说,贾格斯曾为莫莉辩护;控罪依据间接证据,其中一些迹象被控方解读为暴力行为的证据。贾格斯质疑控方对她手上抓痕的解释,指出荆棘和她衣服上的痕迹可能提供另一种解释,陪审团最终判她无罪。莫莉获释后立即到贾格斯手下做事。后来对马格维奇经历的解释补充说,莫莉曾与他共同度过多年艰难岁月,为他生下孩子,并在审判后消失;康佩森知道马格维奇为何避而不见,并利用这一点让他继续贫困、更加辛苦地劳作。由此可见,康佩森的影响不止于法庭——他利用了马格维奇为了避免成为莫莉死因而作出的努力。

跟踪与最后的对峙

审判多年后,沃普索先生在剧院认出了皮普身后的康佩森。由于那人似乎在马格维奇被藏匿期间一直跟踪皮普,这一幕令皮普不安。沃普索说不清康佩森何时到场,但记得他衣着体面,似乎穿着黑衣,而且与皮普来自旧日村庄有关联。这次相遇证实,康佩森已从马格维奇往事的背景中现身,开始威胁眼前的计划。

后来,奥立克嘲讽皮普,警告说康佩森等人已经知道马格维奇的事,而且可能与他匹敌。他说康佩森在国外时便掌握了关于马格维奇的可靠消息,皮普试图藏匿他叔父一事并未瞒过众人。这番警告预示了河上的拦截——一艘桨帆船认出马格维奇是擅自返英的流放犯,并要求逮捕他。船只相撞、场面混乱之际,马格维奇认出桨帆船上蒙着斗篷的囚犯正是很久以前的另一个逃犯——康佩森。

混乱中,两人一同落入水中。马格维奇后来告诉皮普,他伸手抓住康佩森的斗篷以辨认其身份时,康佩森踉跄着向后退去,两人便双双落水。他说,两人在水下挣扎,随后他挣脱出来游走。驾驶桨帆船的官员也作了同样的陈述。马格维奇获救时受了伤,身上戴着镣铐;康佩森则未被找到。此次对峙结束了两人长期的犯罪合作,但康佩森的死亡只是经由马格维奇的讲述得知,并未在叙事中直接呈现。

叙事作用与意义

康佩森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外表与行径之间的落差。他利用受人尊重的种种标志——教育背景、衣着、谈吐和社会关系——不仅掩饰犯罪活动,还使法律对他的看法与对马格维奇的看法不同。庭审将这些标志转化为品行证据,从而宽待康佩森,却把马格维奇的贫穷和既往定罪视作其罪责更重的证明。

他的故事也将小说中原本互不相连的几条线索串联起来。他既是马格维奇的犯罪同伙,也是与郝薇香小姐往事相关、曾自称是她情人的人;他提供的信息被用来利用马格维奇,而他的追踪则促成了逃离计划的失败。他最后一次现身,使往事在河面上成为眼前现实——两人的合作在一场挣扎中终结,马格维奇也因此被捕。通过康佩森,小说展现了精心营造的公众身份如何成为实际的逃脱手段,也展现了犯罪后果如何最沉重地落在最无力掌握体面话语和社会制度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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