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

《关塔那摩日记》所呈现的美国国防部，并非单一行动者，而是一个机构，其官员、军事指挥系统和政策管理着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拘押经历中的关键环节。该部门的作用，从扩大营区情报行动、批准特别审讯计划，到对记录进行保密并控制他人接触这名囚犯及其手稿，范围广泛。结合后来的调查和法庭材料来阅读这本书，可以看出权力如何行使，也能看出在官方保密之下，查明发生了什么依然十分困难。

军事权力与不断变化的审讯政策

关塔那摩开放时，拘押营指挥官对将囚犯定为敌方战斗人员，而非享有《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战俘，提出了质疑。五角大楼随后将他撤换，并扩大了营区的情报行动。这一事件显示，该部门的权力体现于机构层面的指示——围绕被拘押者身份及其保护措施的争议，随后引发了指挥层人事变动和对情报收集的更大重视。

军事审讯人员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刑事调查特遣队的人员之间，也出现了分歧；此前通常由这些人员主导对囚犯的问讯。尽管遭到反对，军方仍于2002年成立特别项目组，并制定了审讯穆罕默德·卡塔尼的计划。该计划借鉴了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已经使用的强化审讯手段。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批准实施后，卡塔尼接受了为期五十天的审讯，其间被昼夜剥夺睡眠，并遭受噪音、寒冷、强迫姿势、威胁以及身体和性方面的羞辱。此事记录了营区审讯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美国政府人员对是否使用胁迫性审讯存在分歧。

2003年，该部门在斯拉希案中的作用变得更加直接。有关方面为他制定了专门的审讯计划，并由拉姆斯菲尔德亲自批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后来报告称，该计划包括长期隔离、心理和身体施压、羞辱、威胁斯拉希及其家人，以及模拟绑架和转移。这本书通过斯拉希的叙述描述了该计划造成的影响；政府调查也记录了特别审讯的存在及其大致经过。这些材料相互印证颇为重要，因为它们支持了他叙述中的关键部分，但并不意味着每一处被删节的细节都能独立查明。

计划、指挥与模拟转移

计划记录显示，这并非某名审讯人员临时起意，而是经过一系列授权。2003年7月，杰弗里·米勒将斯拉希的计划提交指挥系统审批。计划于7月18日转交拉姆斯菲尔德，7月28日由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批准，并于8月13日由拉姆斯菲尔德签署。这一过程将关塔那摩的决策与该部门的高级文职官员联系起来，同时也表明，计划经由军事和文职权力系统的多个层级审批。

其中一个环节旨在让斯拉希相信自己已被带离关塔那摩，去到一个规则已经改变的地方。最初的提案设想给他戴上头罩，再用直升机载着他绕海湾飞行，但调查人员报告称，这一安排因实施过于困难而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2003年8月25日，他戴着遮光护目镜被带出牢房，随后乘船经历了一段令人迷失方向的航程，期间他听到预先安排好的欺骗性对话。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还描述了他随后被隔离在回声营的准备工作——牢房将被封闭以隔绝光线，防止他与看守有视觉接触，并配备限制外界刺激的设施。因此，该计划将一场虚构的转移与之后受到刻意控制的环境结合起来。

记录、审查与有争议的说法

文件记录成为对囚犯官方说法的重要制衡。2006年秘密听证会的记录公开后，五角大楼发言人坚称关塔那摩关押的是危险的恐怖分子，并称被拘押者受过训练，会谎报自己遭受的待遇。因此，斯拉希对虐待的叙述是在一场公开争议中呈现的；争议既涉及囚犯是否可信，也涉及他们提出这些说法的目的。按照书中的叙述，其他听证记录公布时，他后来于2006年参加的一场行政复核委员会听证会记录并未公开，而且至今仍属机密。

参与调查斯拉希案的调查人员取得了军事审讯档案，其中包括特别项目组的每日备忘录。这些记录不仅记载审讯人员声称查明了什么，也记载他们如何获取信息。原始档案仍属机密，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调查及美国司法部的一项审查则概述了其中部分内容。后来的这些报告记录了另一份经过周密准备的审讯计划，并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斯拉希手稿所述的大致经过。不过，它们并未因此让读者得以查阅全部机密档案。

本书的编者注明确说明了这一证据边界。编者称，自己通过结合手稿上下文、书中其他内容以及公开资料——包括已解密的政府记录和调查——来评估哪些内容可能与删节部分相对应。这些注释并未声称要复原缺失文本或揭露机密材料；其中提出的解读属于编辑判断，而非经核实的还原。在一本黑条既打断叙述、又标示政府仍在控制哪些内容可以被阅读的书中，这一区别尤为重要。

拘押、探视权与问责

该部门还控制着外界能否与斯拉希沟通。2012年，他的手稿获准公开发表后，编者请求在提交定稿前与他会面，希望确认他是否认可修改内容。一名五角大楼公共事务官员拒绝了这一请求，称非法律顾问人员无法与被拘押者沟通。这一拒绝意味着，斯拉希无法直接参与编辑过程，尽管他的作品当时正准备出版。编者称，这种排除是政府同时控制作者处境和手稿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之一。

斯拉希本人的文字还记载了另一种机构间的不信任。他说，自己被转送至约旦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被没收的公司电脑硬盘中的内容交给了约旦，而美国国防部多年来一直在索要该硬盘。他质疑，为什么美国机构会与外国情报部门分享材料，却彼此无法协调。这是斯拉希对相关机构行为的描述，并非对每一次移交都已独立证实的叙述，但它反映了他所经历的情报系统是如何分散且不透明。

斯拉希最终向一名审讯人员报告自己受到的待遇时，对方在看守被遣走后，叫来另一名官员向他询问。斯拉希认为，这场谈话可能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的开端；他后来提到，自己曾被问及相关叙述，但不知道此后发生了什么。事件就此结束，没有公布调查结论，也没有明确说明是否采取了纠正措施。由此可见，在全书中，该部门不仅拥有授权和实施审讯的权力，也掌握着较不易察觉的权力，例如保留记录、限制他人接触，以及决定哪些内容可以接受公开审查。现存证据足以让人审视具体决策和指挥链，但档案持续处于保密状态，仍使人无法对机构问责作出完整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