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调查局
关塔那摩日记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的关塔那摩湾拘押营案件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角色——起初,它主导对他的审讯并试图建立融洽关系;之后,军事审讯人员接管并采用更强硬的方法时,它提出了担忧。这一叙述并未将美国联邦调查局描绘成角色单一、毫无复杂性的机构。它早期的访谈发生在更广泛的行动之中;政府机构已从以恐怖主义为中心的视角看待这名被拘押者,并试图从他那里获取信息。后来,该局对军方做法提出异议,揭示了围绕审讯控制权以及对所发生之事应负何种责任的争斗。
关塔那摩湾拘押营的早期角色
2002年8月5日斯拉希抵达关塔那摩湾拘押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立即设法与他进行访谈。最初几个月,该局主导对他的审讯,采用建立融洽关系的技巧,同时试图避免他落入军事审讯人员之手。这一做法使美国联邦调查局早期的访谈有别于随后展开的特别审讯,不过现有记录并未证明,建立融洽关系化解了围绕斯拉希涉嫌何事,或审讯人员期待他提供何种信息的更大冲突。
斯拉希在2005年的行政审查委员会听证会上回忆,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审讯人员曾告诉他,该局不会殴打或折磨人,而且此类做法是被禁止的。叙述将此人认定为斯拉希在关塔那摩湾拘押营最初阶段很可能负责主审的审讯人员,同时也不排除他可能就是后来某次审讯中出现的那位年长男子。这一身份判断带有保留,并非确定结论。根据现有叙述,这番保证表明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何向斯拉希介绍其做法,但不能证明整个拘押体系中的所有审讯都遵循相同标准。
斯拉希对自己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国防部人员谈话的描述,展现了审讯与政府逐渐形成的有关他的理论之间的交集。他写道,这些谈话让他感受到政府对他的怀疑,但他坚持自己没有罪行可供承认。有人向他提出的一项指控是,他到加拿大是为了策划伤害美国的行动。后来的一次谈话又回到他对加拿大经历的叙述是否可信这一问题——一名审讯人员说他的说法讲不通,并追问什么样的说法才讲得通。文本将这些交流置于持续试图获取符合审讯人员预期的说法这一背景之下,但并未将每一位谈话者都认定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争夺与控制权移交
美国联邦调查局早期的角色也受到机构间竞争的影响。编者注将一名审讯人员关于军事审讯人员的评论,与斯拉希提到各机构争夺其审讯控制权一事联系起来。编者注推测,某位特定审讯人员可能来自某个文职机构,很可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这只是推断,而非经过确认的身份认定。美国联邦调查局与国防情报局在军事审讯方法上的更广泛冲突已见诸公开记录,而斯拉希的案件也成为审视这一冲突的案例之一。
斯拉希告诉行政审查委员会,他最后一次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审讯人员访谈是在2003年5月22日。到5月下旬,参与审讯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离开关塔那摩湾拘押营,军方接管了审讯工作。这一交接影响重大——审讯从据称以建立融洽关系为基础的该局做法,转向由军方主导、包含特别设计方案的流程。机构控制权的变化有助于解释,为何关于斯拉希遭遇的叙述会区分他在拘押营最初几个月的经历与此后的时期,而不是将所有审讯都视为同一机构所为。
对军事方法的警告
军方接管对斯拉希的审讯几天后,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传阅了一份报告,记录了对关塔那摩湾拘押营军事做法的担忧。2003年7月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助理总法律顾问斯派克·鲍曼进一步阐述了这些担忧,并提醒高级官员,军事人员曾采用强硬手段,包括使用武力、脱去衣物、置于寒冷环境,以及让被拘押者暴露在寒冷之中。鲍曼主张,未被指定为战俘本身并不能成为理由,不能据此授权对待方式——这种方式若用于战俘或刑事拘押对象便属违法。他还提出,美国联邦调查局可能被视为与军方行为有关联的风险,并询问此事是否应移交国防部监察长调查。
在这一叙述中,这些警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记录了控制权移交后不久美国联邦调查局内部便出现了担忧,而非只是在后来公开辩论中才提出。它们并不能证明该局制止了军方的做法,也不能抹去该局早期参与审讯这一事实。相反,这些警告展现了一个机构如何面对机构间交接所带来的后果——该局人员已离开对斯拉希的审讯,但该局仍须回应有关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其机构声誉是否会受到牵连的问题。
记录、调查与归因的局限
记录材料并不局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自己的报告。一名海军刑事调查处调查员取得了军事审讯人员的档案,其中包括记录谈话内容及获取信息方式的每日日志。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8年的调查以及美国司法部2008年的审查,总结了特别审讯计划的机密记录,并认定有记录可查的过程大体符合斯拉希在《关塔那摩日记手稿》中的叙述。这些来源有助于确认军事计划的设计及运作情况;不应将其误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设计或指挥该计划的证据。
美国司法部的审查还调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关塔那摩湾拘押营、阿富汗和伊拉克审讯工作的参与及观察情况。在斯拉希的案件中,区分不同机构尤其重要,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既在早期数月审讯过他,后来也记录了对军事方法的异议。叙述将该局呈现为一个在调查职责、试图保留审讯控制权,以及对控制权移交军方后采用的做法提出警告等角色之间有所分歧的机构。这些记录内容丰富,但不能因此将每一段经删节的互动都归于某位具名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也不能据此解决有关该局知情程度和责任的所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