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时期

后苏联时期呈现的并非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平顺过渡，而是一场围绕谁来界定自由、分配国家财富，以及继承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宣称拥有的权威而展开的斗争。在俄罗斯，苏联秩序崩溃后，选举、公开抗议、私人企业和新的政治运动获得了空间；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不平等，以及规则尚未跟上野心的市场也随之而来。在这些变化中，爱德华·利莫诺夫从一个边缘且惹人非议的作家，逐渐成为公众人物；无论对手还是支持者，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新时代的不满情绪。

政治断裂与合法性之争

转型始于一场争论——该如何理解那些终结旧秩序的领导人。在法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视为英雄，而鲍里斯·叶利钦则被看作一个粗野、模棱两可、可能成为独裁者的人物。叙述者的母亲却从不同角度看待这场逆转——戈尔巴乔夫是被自己释放出的力量席卷而去的党务官僚，叶利钦则是体现俄罗斯人对自由渴望的民选领袖。叶利钦曾在1991年未遂政变期间保卫萨拉热窝白宫，在叶莲娜·邦纳身旁跟随安德烈·萨哈罗夫的灵柩，取缔苏联共产党，并解散苏联。叙事将这一断裂带来的希望，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并置——政治勇气能否带来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和一个新社会。

罗马尼亚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相似案例——与过去的明显决裂，并不像革命胜利者的言辞所暗示的那样彻底。有关蒂米什瓦拉大规模杀戮的报道，包括不断夸大的伤亡数字，营造出种族灭绝迫在眉睫的氛围。然而，展示给电视镜头的坟墓里，只有几十具自然死亡者的遗体，它们是为了镜头而被挖出的。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安全局的前官员转而成为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的官员；被取缔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则以新的名称和领导人延续下来。该党在1990年3月的选举中赢得了相当可观的多数票；在叙述者看来，罗马尼亚因此成为共产主义者通过普选回归的鲜明案例。这一事件使革命胜利者与旧政权败者之间的简单划分变得复杂——政治标签虽已改变，机构与人员却可能留存下来。

休克疗法与新经济

叶利钦政府认为，经济转型必须迅速推进。叶利钦清楚自己在经济事务上的局限，于是任命了出身共产主义干部阶层、对自由市场怀有强烈信念的叶戈尔·盖达尔。改革被称为休克疗法，因为它试图趁反对者来不及阻止之前，强行推动变革。价格自由化导致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二千六百；旨在把公民变成投资者的凭证计划，则未能保护他们在国家财富中的份额免受这场冲击。

1992年9月1日，面值一万卢布的凭证寄给了每一位年满一岁的俄罗斯公民。这些凭证原本代表着他们在国家资产中的一份权益，目的是在几十年来工作在名义上由集体分配之后，鼓励私人经营。凭证寄到时，通货膨胀已使它们几乎一文不值——至多只能买一瓶伏特加。人们大量出售凭证，而买家不久后便成了亿万富翁。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叙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寡头，他们受益于一场迅速推进的私有化，而当时既没有确立的规则，也没有有效的税收制度或正常运作的银行体系。新市场创造了机会，但能够将机会转化为集中财富的人，并非人人都有份。

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家庭财务上，也显现在莫斯科街头。街道恢复了革命前的名称，霓虹招牌挤满城市，老式拉达汽车与贴着深色车窗的奔驰轿车混行。外国访客过去装在手提箱里带来的商品——牛仔裤、光盘、化妆品和卫生纸——如今随处可见。普希金广场上的麦当劳开业后，又出现了一家时髦的迪斯科舞厅；从前餐馆的菜单除了买不到或难以下咽的单一菜品外几无选择，如今则变成了柔和的灯光、微笑的女服务员、神户牛肉和从布列塔尼空运而来的生蚝。商人们竞相吹嘘自己穿着越来越昂贵的西装，这场滑稽的攀比展现了一种把炫耀性消费当作新地位标志的文化。然而，街头物资丰裕并不意味着生活有了保障或繁荣得以共享。

抗议、记忆与利莫诺夫的崛起

改革带来的公共代价，使新政治秩序既成为希望的来源，也成为愤怒的对象。莫斯科的示威者中，有沦落到乞讨的退休人员、没有领到工资的士兵、哀悼帝国失落的民族主义者、怀念人人贫穷却平等年代的共产主义者，还有不知道该如何评判这段历史的人——这段历史仍在庆祝十月革命，同时又将其谴责为罪行和灾难。旧有的官方叙事已经失去权威，却没有任何共同的新叙事取而代之。砍木头难免木屑飞溅这句谚语，在意识形态改变后依然存在——如今，市场许诺带来光辉的未来，而那些自认为是被打碎的鸡蛋的人，发现自己比从前更能公开发声。

每当身在莫斯科，爱德华·利莫诺夫都会参加这些示威活动。《День》报的读者认出了他，向他道贺、亲吻他、为他祝福。在一场集会上，应战友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之邀，利莫诺夫登上讲台发言。他指责所谓的民主派背叛了他们的父辈在苏联称为伟大卫国战争的东线战事中流下的鲜血，声称一年的民主带来的苦难超过了七十年的共产主义，并警告说愤怒可能导致内战。人群在他每说完一句话后都报以掌声。他的声望反映了他在俄罗斯所处位置的变化——在别处可能被斥为离经叛道的思想和人物，在那些觉得自己被新秩序剥夺了利益的人群中，可能找到听众。

他的文学声誉也显现出这一转变。永久返回莫斯科后，利莫诺夫发现自己已经声名大噪。他几部最具争议的作品已在俄罗斯出版，销量达到数十万册。报纸不断刊登他的消息，摄影师拍下他与娜塔莎身处一栋尚未完工、条件简陋的集体住宅楼中的照片，这些照片也成了他公众形象的一部分。销量庞大并未使他变富——混乱的发行渠道和贬值的版权使版税微薄。利莫诺夫宁愿要名声而非金钱，生活简朴，并用少得可怜的版税出版了自家报纸的创刊号。因此，他的名人身份融入了新的商业文化，却没有让他成为其中生活安逸的赢家。

反对力量走向组织化

利莫诺夫的政治追随者从零散的公众能见度发展成了有组织的运动。在一次有数百人参加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从全国各地赶来；该党总计有七千名党员。到场者中，许多人是来自外省、感到局促而边缘化的青少年；叙事称，这场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风格、理想和政治身份。大会的召开来之不易——场地在明显的警方施压后撤回，代表们担心会发生炸弹恐慌或遭到禁令，许多人不得不睡在工人宿舍里。大会开幕时，利莫诺夫把到场人数视为证据，证明多年来将他的报纸发行到莫斯科以外，已经凝聚起一批支持者。

他告诉代表们，他们是国家的未来，但也说他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相反，他提议将注意力转向生活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他点名提及拉脱维亚、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民众，并主张该党应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亚推动叛乱与分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当他宣布要到中亚各地进行拉票巡行，并征求大约十名志愿者时，一百只手举了起来。这一幕既展现了这场运动的活力，也揭示了利莫诺夫想为其指引的方向——不仅是在俄罗斯境内进行选举反对，更要在昔日帝国的边缘采取行动。

国家最终采取行动，关闭了该党的合法活动空间。在一次总统选举之前，司法部通过了一项禁止极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法律，同时保留了界定这些术语的权力。利莫诺夫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会见部长，并辩称自己的政党既非极端主义，也非法西斯主义。部长似乎愿意接受他的说法，但期限过后，政党注册仍遭拒绝，国家布尔什维克党也失去了合法存在的权利。利莫诺夫再次去见部长，警告说，一个拥有七千名追随者的政党如果被迫转入地下，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管理；部长则反问，这是否意味着该党会制造炸弹。这番交锋使政治机会的收窄变得具体可见——合法参与和秘密激进化被摆成彼此竞争的可能道路，而国家掌控着两者之间的界线。

寡头权力与普京接班

随着叶利钦第二任期接近尾声，财富集中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后果。曾被取缔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再次构成选举威胁。其领导人格纳季·久加诺夫在竞选中强调腐败、民族自豪感，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的承诺，而不是恢复古拉格或柏林墙。寡头们也有理由担心政府更迭——在贷款换股份计划下，他们的银行以尚未私有化的天然气和石油资产股份作抵押，向国家提供贷款。如果国家一年内不偿还贷款，放款人便可取得这些资产。由于贷款到期日落在总统选举之后，寡头们需要叶利钦继续掌权。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随即敦促其他六位权势显赫的寡头放下彼此的争斗，联合运用财力和媒体资源支持叶利钦。报纸、广播和电视反复宣扬“要么叶利钦，要么混乱”的选择；关于古拉格、约瑟夫·斯大林治下在乌克兰组织实施的饥荒，以及卡廷大屠杀的纪录片，则警告人们不要让共产主义者卷土重来。在这一事件中，政治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正式竞选——对媒体的控制和财富的集中，有助于决定选民会接触到怎样的过去叙事，以及哪一种未来会显得可以忍受。

随着叶利钦第二任期接近尾声，别列佐夫斯基开始物色一位会继续与他们合作的继任者，最后选中了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位前情报官员曾悄然执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年。别列佐夫斯基以普京对寡头同伴们的忠诚为由，劝说他们支持他。由此产生了一个讽刺——在新市场秩序中获得惊人财富的人，帮助选定了他们认为会为自身利益效力的政治继任者。不久之后，政府拒绝承认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地位，使利莫诺夫先前关于遭排斥的警告成为现实。因此，叙事中的后苏联时期并非一个尘埃落定的终点，而是一连串开放与关闭的过程——旧党制瓦解，市场重新分配权力，新的反对力量组织起来，国家则重新划定政治生活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