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利莫诺夫书中描绘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将政治停滞与一种仍可能显得可预测、尚可忍受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去斯大林化的局限显露之后,苏联体制逐渐稳定下来,形成叙述所称的一种软性斯大林主义——压制依然存在,但程度较为温和;领导职位趋于稳定;贪腐和小恩小惠则有助于将庞大的精英阶层拴在现存秩序之中。这既不是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怖,也不是真正摆脱其根基。维系这一安排的是停滞惯性;人们学会了勉强度日,而爱德华·利莫诺夫年轻时的叛逆不羁,也能够与他对祖国力量和声望的深厚依恋并存。
从去斯大林化到停滞
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是在短暂开放之后形成的。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含蓄承认,杀人者曾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二十年。1962年,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作品对一个普通囚犯平凡一天的精确叙述,令苏联各地的读者震惊。它所产生的影响表明,一旦有人说出真相,当局或许就无法控制接下来发生的事。
本书将那个时刻视为去斯大林化的顶点,也是它的终点。危险不仅在于斯大林的罪行会被揭露;持续讲述真相还会威胁整个体制的合法性,追溯至列宁,也触及苏联政权赖以建立的谎言。赫鲁晓夫被撤换后,一代受大清洗塑造的人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建立起一个更加稳定的秩序。叙述称之为软性斯大林主义,并将其社会形态描述为干部阶层共产主义——在这一体制中,庞大且相对容易进入的精英阶层得以连续任职,凭借人脉运作、贪腐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种好处获益。它的交换条件有限,却容易辨认——顺应体制,避免惹上大麻烦,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就可能基本不打扰普通生活。
停滞、顺应与记忆
这一时期的氛围可以用一句流行话概括:“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钱。”这句话揭示的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假象,而非繁荣或政治自由。生活或许沉闷,但许多人还过得下去;叙述暗示,除非有人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否则就不太会立即面临饥饿或被送进劳改营的危险。一个官僚机构里的闲职可以保护某人不被当作寄生虫或颠覆分子对待,而体制的停滞惯性则使它看起来似乎会无限期延续。
后来,这种顺应被怀旧的光晕笼罩。叙述者观察到,年纪足以记得那段时期的俄罗斯人,在面对后苏联世界更冷酷的算计时,常会回望那种沉闷、认命却舒适的稳定。这样的对照并未将停滞美化为理想;它说明,可预期的日常生活一旦失去,就会使一个令人不满的过去显得比动荡的现在更安全。这一时期的相对安稳,也有赖于对言论范围的限制。集中营的历史仍是禁忌,因为承认它所带来的冲击可能不止动摇某一位领导人;官方秩序本身也会受到真实记忆所引发后果的威胁。
利莫诺夫在这一时期的位置
利莫诺夫早年对苏联异议活动的态度,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顺应风气,也体现了他渴望与众不同的心态。在四十一号书店,人们对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赞誉令他恼火——布罗茨基年纪与他相仿,足以让他觉得是个对手,却已经在文学界占据了公认的位置。利莫诺夫于是把异议人士和官员看作彼此对立的两群重要人物,各自在屏障的一边发言。他嘲弄苏联社会完全处于极权统治之下这种看法,更愿意把它想象成一个混乱到足以让聪明的年轻局外人从中钻营并享受生活的地方。
这种姿态付出了政治代价。利莫诺夫在一个躲过国家最严重动荡的家庭中长大,并保留着少先队员的习惯——为苏联战胜德国、帝国的辽阔疆域以及它令西方感到的恐惧而自豪。他真心怀疑古拉格的叙述有所夸大,还把知识分子的谴责斥为对待囚犯条件大惊小怪,而普通罪犯对这些条件或许看得更淡然。异议圈子里早已有了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不愿成为其中一个二流角色。因此,他的嘲讽并不只是对体制作出超然的评判;它服务于他争强好胜的自我形象,同时让他能够对那些挑战其家庭平稳经历的历史视而不见。
私生活与公共景观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灰暗背景下,利莫诺夫和塔妮娅成为莫斯科波希米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对。有好几个季节,他们似乎主宰着那个小圈子的世界,成为苏联版的另类时尚名流。一张照片凝结了两人的戏剧化形象——利莫诺夫穿着他自称的民族英雄背心——由一百一十四块彩色布片缝合而成——塔妮娅则赤身站在他脚边。他一生都带着这张照片,无论定居何处都会把它挂起来,把它当作昔日自我的护身符,也提醒自己,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他曾经是那样的男人,而她曾经是他的女人。
这对伴侣的风光并非与周围环境毫无关联。他们的声名显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最灰暗的年月里展开的,因此,他们的鲜明色彩和大胆展露的性魅力看起来像一个私人的反世界。利莫诺夫后来讲述父亲时,也留下了那个政治环境的印记。在巴黎,他喜欢称父亲为克格勃人员,因为他知道这个词会使房间里的气氛阴沉下来,随后又称父亲本质上不过是个宪兵,以此削弱这种效果。叙述将他的父亲置于无处不在的监督体系之中,却强调他的职位低微、职责相对寻常——战争期间在工厂前线服役之后,他负责组织士兵的休闲和文化活动,包括红军节的舞会。这种日常的官方世界有助于说明,监督如何能够成为普遍的制度安排,而不必把每一位官员都描绘成穷凶极恶的迫害者。
权力交接与这一时期的余波
勃列日涅夫长达十八年的统治随着停滞而终结。他的继任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在见多识广的观察者眼中既是强硬派,也是聪明人;保守派后来设想,如果他活得够久,或许会改革共产主义。安德罗波夫上台时,利莫诺夫觉得好笑,因为他记得十五年前曾与安德罗波夫的女儿调情。安德罗波夫不到一年便去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继任。一则嘲讽苏联领导层接连由年迈者执掌权力的标题,逗得叙述者和朋友们发笑,利莫诺夫却没有跟着笑——他不喜欢别人嘲笑自己的祖国。契尔年科去世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掌权,一连串行动迟缓的领导人就此让位于一个看起来年轻、行动灵活、面带笑容且对西方开放的人。
对利莫诺夫那一代的流亡者而言,苏联似乎凝固在原地,强大而阴郁;而这种被认为永恒不变的状态本身,也可能令人感到宽慰。利莫诺夫从远处关注时局,想象故土仿佛在冰层之下冬眠。因此,在本书中,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留存下来的不仅是苏联政治史上的一个阶段,也是衡量情感的一把尺子——它的停滞可能招致轻蔑,它的稳定后来可能引发怀旧,而即使身处异议者之中,对民族雄伟气象的忠诚仍可能留存。这种矛盾有助于理解利莫诺夫后来的政治世界——他的追随者试图在反抗苏联解体后继起的迷失秩序时,找到目标感与团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