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共产主义政权瓦解

共产主义政权在20世纪末的瓦解是一个转折点——此后，利莫诺夫曾以挑衅性的怀旧口吻追忆的苏联世界，不再是已经消逝的背景，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场域。书中呈现的后果彼此矛盾——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为新政党、公开抗议和市场改革打开了道路，而经济失序、围绕民族身份的争议以及国家镇压，则共同塑造了新的反对派，以及后来限制反对派活动的政治秩序。

断裂及其相互竞争的意义

在苏联解体之前，利莫诺夫曾戏谑地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莫斯科称作机灵的流氓们的天堂。他在餐桌上赞美约瑟夫·斯大林，巴黎的熟人还可以把这看作挑衅。共产主义政权瓦解时，变化到来了——周围的人欣喜不已，利莫诺夫却并非如此；他要求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送上行刑队的言论，也不再像玩笑。他们反应的差异，显示出一种早期分歧——苏联秩序的终结究竟意味着解放、失落，还是一场尚未完成的民族斗争？

这场断裂也改变了利莫诺夫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他开始长时间待在巴尔干半岛，并站在塞尔维亚一方作战；后来出现的影像显示，他在拉多万·卡拉季奇注视下参与炮击遭围困的萨拉热窝。回到俄罗斯后，他创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年轻的追随者身穿黑衣游行，结合使用举臂礼和紧握的拳头，挥舞仿照第三帝国旗帜设计、但带有镰刀锤子的旗帜。对于叙述者在巴黎的圈子来说，一位曾受他们钦佩的朋友转而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很难与他们早先对他的记忆相协调。

新秩序并没有为苏联往事的意义盖棺定论。在后来的政治辩论中，叙述者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号召力部分来自他拒绝把七十年的苏联生活视为毫无价值，或将其等同于纳粹主义。叙述者还指出，利莫诺夫虽然反对身为暴君的普京，却被置于一个格格不入的位置——他不得不与那些长期为他所鄙夷的人一道捍卫民主和人权。因此，共产主义的终结并非与其历史一刀两断，而是围绕那段历史的哪些部分可以哀悼、谴责或重新认领而展开的斗争。

经济冲击与新的社会秩序

政治转型伴随着一场迅速重塑俄罗斯经济的尝试。鲍里斯·叶利钦深知自己经济知识有限，于是求助于坚信自由主义的叶戈尔·盖达尔。他们称作休克疗法的计划从放开价格开始。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二千六百，在许多人来得及使用凭证之前，就抹去了凭证私有化原本意图实现的效果。

1992年9月1日，价值一万卢布的凭证被寄给每一位年满一岁的俄罗斯公民。这些凭证原本旨在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国家财富，并成为企业和私有财产的投资者。但凭证寄到时，通货膨胀已经把它们的实际价值压到最多只相当于一瓶伏特加的价格。许多受益者以低价把凭证卖给能够利用这场动荡的买家。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列为数月之内成为亿万富翁的三人。书中强调，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没有既定规则、法律、银行体系或税制的商业世界；在此前的秩序下遭到禁止的活动，突然都获准进行。

城市中显而易见的变化同样迅速。利莫诺夫回到莫斯科时，重新换回革命前名称的街道上霓虹闪烁；交通堵塞和黑色梅赛德斯轿车与老式拉达汽车并列出现，过去从国外带给朋友的商品如今随处可见。普希金广场上的麦当劳开张后，一家时髦的迪斯科舞厅也随之开业。这些细节将日常生活的丰裕和商业奇观与昔日苏联的单调乏味并置，却也伴随着一种转型收益极不均等的政治经济格局。

政治危机与争议不断的合法性

共产主义之后早期的秩序，并没有确定谁有权代表民主或人民发言。1993年的对峙期间，数千名爱国者聚集在白宫外；这栋建筑不久前还象征着叶利钦民主事业的胜利。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法西斯分子，此时却自称宪政秩序的捍卫者，并指责民主派以独裁捍卫一种鲜有人想要的民主。叛乱由杜马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和俄罗斯共和国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领导；两年前，他们都曾站在叶利钦一边。

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召集已解散的议会开会后，议会宣布解散之举违宪，罢黜叶利钦，拥立鲁茨科伊为总统，并占领白宫。叛乱者表示，除非被人用刺刀赶走，否则他们不会离开。利莫诺夫加入人群，整夜穿梭于各种集会之间；人们在那里辩论、呼喊、饮酒、撰写公报，并开始组建政府。凌晨三点，他获准会见鲁茨科伊，并称他为总统；他劝对方把这场对峙视为民选议会对抗独裁的斗争。这一事件显示，在解体遗留下来的制度尚未解决之际，对立双方都可以援引宪政合法性的语言。

随后的选举角逐也暴露出民众深切的不满。叶利钦宣布共产党非法五年后，民调显示共产党人可能获得大量选票。他们的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提出一项谨慎的纲领，强调反腐败、民族自豪感和俄罗斯东正教，而不是恢复古拉格或柏林墙。与此同时，寡头们担心他承诺削减富人的财富。他们的贷款换股份计划向贫困的国家提供贷款，以换取包括天然气和石油在内的主要工业股份；如果国家一年内无法偿还，他们便可能取得这些资产。由于偿还期限落在总统选举之后，寡头们有直接动机让叶利钦继续掌权。

反对派、镇压与未定的后续局势

旧秩序的瓦解为有组织的反对派创造了机会，但这些机会依然岌岌可危。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为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四十名活动人士辩护；他们因占领并破坏总统办公机构的办公室、要求普京下台而被判处长期徒刑。她称他们是勇敢而正直的年轻人。叶莲娜·邦纳也支持该党的成员，不过她提到了这个党名令人不安的联想。他们的辩护动摇了叙述者原先笃定的看法——利莫诺夫不过是一个领导着光头党的法西斯分子。这一事件呈现出该党挑衅性象征与其对手对该党活动人士抗拒政府行为的评价之间的落差。

后来，利莫诺夫召集了数百名代表召开党代会，不过他说该组织在俄罗斯各地有七千名追随者。筹办这次集会困难重重——场地提供方撤回了邀请，参加者则担心炸弹威胁、警方骚扰或集会被直接禁止。许多代表是贫困的地方青少年；据叙述者所述，该党让他们感到生活有了目标、风格和理想。利莫诺夫认为，在俄罗斯国内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转而呼吁支持前苏联各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他提到拉脱维亚、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并提议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亚扶植分离主义共和国。他征召志愿者在该地区巡回活动时，一百只手举了起来。

国家的应对压缩了该党的合法活动空间。总统选举前，司法部通过一项禁止极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法律，同时保留界定这些术语的权利。利莫诺夫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会见部长，反对该党被排除在登记程序之外。期限过后，当局拒绝批准注册。他再次找到部长并警告说，一个拥有七千名追随者、却在许多其他政党获准登记时遭拒绝合法地位的政党，只能秘密组织活动。这一事件将后共产主义时期悬而未决的政治局势与后来的一种模式联系起来——在新的公共领域中兴起的运动，可能被国家推向非法状态。

“另一种俄罗斯”联盟未能建立有效的选举挑战后，这种模式仍在延续。利莫诺夫创立了战略31运动，名称取自俄罗斯联邦宪法第31条；该条保障示威权利。在有三十一日的月份里，支持者会在三十一日聚集于凯旋广场；通常约有一百名示威者，警察人数则是他们的五倍，警察会逮捕数十人。利莫诺夫经常要在监狱里待上几天。因此，在这段叙述中，许诺带来新政治秩序的转型，最终并未以民主制度尘埃落定告终；反对派仍在援引宪法权利，却面临例行逮捕，政治影响力也日渐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