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夜

安迪·沃霍尔日记

在安迪·沃霍尔的记述中,1978年12月31日的新年前夜庆祝活动,从工作开始,接着是晚餐,之后众人前往Studio 54,在那里狂欢至清晨。这篇日记不只保留了派对行程——黑眼豆成了待客之道的考验,俱乐部的广播将来宾变成公众瞩目的景象,而当晚不断变换的人群仿佛不受时间流逝影响。日记本身的记录惯例塑造了这一场景,将一个通常不会在早晨通话中记录的周末,变成有确切日期的详尽记述。

日期背后的日记

1976年以前,帕特·哈克特通过收集办公室访客、前一晚活动以及安迪·沃霍尔现金开支的报告,粗略记录工厂的日常情况。这样做是出于实际需要——弄清发生了什么、有哪些人在场、花费了多少,而不是记录沃霍尔的个人看法。1976年,《坏》拍摄结束后,哈克特表示不想再在办公室工作。她同意继续与沃霍尔合写《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但不再为了日志逐日向办公室里的人打听情况。因此,两人商定由沃霍尔本人提供每天的记述,将日志改为个人叙事。

之后的工作日晨间谈话通常在上午九点左右开始,尽管沃霍尔把这项工作说成每天只需五分钟,谈话仍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两人先闲聊并互相提问,然后转到前一天的活动和现金开支。哈克特用法律便笺纸记录,并趁沃霍尔说话的语调还记忆犹新时打出记述;之后,她把零散的出租车和餐馆收据贴到相应页面上,再将这些页面存入文件盒。如此仔细地记录开支也有实际用途——自1972年首次遭遇重大审计以来,美国国税局每年都对沃霍尔的业务进行仔细审查。

日记通常不在周末记录。相反,周一的通话会一次涵盖周五、周六和周日,相当于连续记录三天。如果其中一人不在,沃霍尔可能会打电话、照着潦草写在酒店信笺上的笔记念,或寄来一盘录音带;哈克特说,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没有一天漏记。出版的日记同样经过编辑——哈克特将原本两万页的材料删减,整天、整周、部分日子以及许多人名都被删去。她删掉了两人谈话中私人交往的部分,而在保留下来的少数个人提及中,则以第三人称的“PH”称呼自己。这一过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周末的事件会以有日期的条目呈现,尽管例行的日记通话要等到周一才进行。

下午工作,接着晚餐

庆祝活动从一个在办公室度过的下午开始。沃霍尔绘制背景,沃尔特·斯廷丁过来帮忙。布里吉德·柏林顺道来取录音带。工作日与庆祝活动并置,而非彼此割裂——新年前夜,沃霍尔可以先花一个下午绘画,再转入晚间的社交行程。

沃霍尔和杰德·约翰逊前往哈尔斯顿家中用餐。凯瑟琳·吉尼斯与汤姆·沙利文和温妮一同抵达;哈尔斯顿也答应让他们来。晚餐时,沙利文告诉沃霍尔和吉尼斯,他要给他们电影片酬分成中的若干点数。他说电影需要补拍,而刚有人提供了十五万美元来支付这笔费用。比安卡·贾格尔也在场,身穿迪奥服装。记述在衣着、食物和宾客的描写之间记录这些电影安排,让商业消息融入派对,而不打乱谈话的节奏。

带来好运的豆子与广播

戴安娜·罗斯曾在电话中问哈尔斯顿,午夜时是否会供应黑眼豆,这是一种象征好运的传统食物。史蒂夫·鲁贝尔跑遍全城寻找灵魂食品,哈尔斯顿则烹煮火腿肘和排骨。客人们知道主意是罗斯提出的,便问她要不要去看看豆子。她把这份关心当成了冒犯,回答说:“不用了,谢谢,亲爱的,我想我已经看得够多了。”这段小插曲给当晚的待客场面添上几分喜剧色彩——原本出于体贴的举动,在罗斯看来却成了轻慢。

众人还在哈尔斯顿家中时,收音机正在直播来自Studio 54的节目。播音员喊出哈尔斯顿、比安卡和沃霍尔的名字,说他们正要穿过俱乐部大门。因此,在记述写到众人亲自前往俱乐部之前,这场派对已经通过广播讲述给别处的听众,来宾的姓名也已成为热闹场面的一部分。

Studio 54直至清晨

Studio 54的装饰包括铺满地面的银色闪粉、一名高空秋千表演者和白色气球。有人说,罗伯特·德尼罗晚上十点起就一直在场,参加一场媒体派对。房间里的华丽景象并非静止的画面,而更像一场不断移动的寻找——沃霍尔将当晚描述为反复走散又重逢的循环。约翰·费尔柴尔德二世迷恋比安卡·贾格尔,于是众人找她、跟她走散、又再次找到她,之后又一次次彼此失去踪影,连沃霍尔自己也不例外。

沃霍尔当时神志清醒,喝的是巴黎水。早上七点,俱乐部仍然人声鼎沸。外面天气温暖,人们还在排队等着入场,仿佛此时不过凌晨一点;唯一改变的是天色。这一对比含蓄地衡量了当晚持续的时间。人群和俱乐部似乎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而天亮则让时光流逝变得清晰可见。这场庆祝活动记录在一本由长时间谈话、笔记和收据编成的日记里,留存下来的并非完整的社交名册,而是经过筛选的一连串片段——工作、食物、姓名、往来活动,以及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