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
安迪·沃霍尔日记《安迪·沃霍尔日记》中的八十年代以片段形式留存——从1950年的照片与1981年的派对进行比较、1983年一段紧张的友谊、1984年的旅行与感想,到1985年至1987年的照片。这些日记条目通过日常交往和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呈现出这一时期的面貌。它们并未声称要纵览整个十年。其独特力量来自日记对社交细节的密切关注,也来自编辑过程中的选择——正是这些选择将规模庞大的私人记录变成了经过筛选的出版文本。
作为时代记录的日记
八十年代的材料属于一套工作日记录惯例,这套惯例由安迪·沃霍尔与帕特·哈克特于1976年秋季建立。哈克特大约早上九点打电话,通常不晚于九点半;沃霍尔会讲述前一天及前一晚的经历,也会报告现金开支。通话以闲聊开始,但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也可能记入日记;沃霍尔所说的五分钟工作,往往会持续一两个小时。这些条目并非单纯的社交日程记录——从早先那种依赖办公室访客以及他人对事件的叙述版本的工厂日志,到此时,记录已经变成沃霍尔本人的讲述。
这一做法留下了实物记录。哈克特在法律专用记事本上详尽做笔记,每次通话后立即打字整理记录,并且大约每隔一周,把沃霍尔留给她的出租车和餐馆收据附在上面。这些纸页被放进文具店买来的信件盒中。日记在周一至周五记录,周末不记;到了周一,两人会连续补录三次,涵盖周五、周六和周日。旅行使这一过程变得复杂,却没有令其中断。沃霍尔有时会在外地打电话,回来后念出写在酒店信笺上的笔记,或带回一盘录音带;哈克特外出时,有时也会打电话,听沃霍尔念他的笔记。他们的意图是不让任何一天没有日记记录。
这种每日记录也服务于业务账目。国税局持续审计沃霍尔的业务时,他甚至会报告在街头公用电话打出的、花费十美分的电话;他认为审计始于1972年为乔治·麦戈文制作的竞选海报。因此,日记中的小额支出和收据,与派对、工作和个人观察并列。这份关于八十年代的记录虽很私密,却也受到记载支出的需要影响。
社交生活中的延续与变化
1981年6月的一则日记条目没有把过去当作遥远的背景,而是借它进行比较。克里斯·斯坦给沃霍尔看了维吉1950年拍摄的照片,其中许多呈现格林威治村的一场派对。沃霍尔认出照片里的某些情景,看起来就像八十年代的派对——用安全别针别住的衣服、窗边接吻的两个男孩,以及一位旁观的女人。早先那一幕被称为“住在格林威治村”;与之相应的风格如今另有名称:“新浪潮”。他指出,称呼变了,但人们和举止看起来依旧熟悉。在这短暂的并置中,这个十年并未显现为与早先时代的彻底决裂,而像是把一个新的描述覆盖在反复出现的社交场景之上。
1983年8月的一则日记条目记录了更个人层面的变化。克里斯来到办公室哭泣,希望两人的关系恢复如初,也就是沃霍尔曾给他大量工作的那段时期。沃霍尔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并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打电话。他还把自己的疏远与自己和克里斯交往时对男孩的迷恋联系起来。这次相遇同时呈现了两件事——克里斯记得两人曾经的亲近,那份亲近通过工作体现出来;沃霍尔则承认自己没有维持这种关系。日记保留了这样的落差——一方请求恢复旧日相处方式,另一方却不确定该如何回应。
旅行、记忆与私人感想
1984年4月,沃霍尔与乔恩·古尔德的老朋友凯蒂·多布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普顿海滩共度复活节,地点靠近乔恩家人拥有的海滨别墅。这个环境勾起了沃霍尔自己的愿望——他想在那里有一栋房子,并把那地方比作蒙托克。他记下海景、扩大的窗户,以及正在做冬季防护处理的房屋。由于窗帘太难放下来,他便让窗帘保持原状,清晨的阳光也因此很早就把他唤醒。这些居家细节使这趟访问不只是旅行行程中的一个目的地——记录写下了他如何透过景色与日常光线想象一处可能的家。
阅读也构成了这趟访问的一部分。沃霍尔带来了内德·罗雷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1971年的日记。他觉得,罗雷姆错过了沃霍尔及其圈子参与的那一派社交场景,反而停留在他所谓优雅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他还指出,罗雷姆有几次贬低了自己。这段文字把一位日记作者的记录与另一位的记录并置,让阅读本身也成为记录的一部分——过去不仅被回忆,还被拿来与另一个社交世界以及对其作者的个人评价相衡量。
1983年10月的一趟米兰之行,带来另一类回忆,围绕着意外与陪伴展开。沃霍尔原本没想到让-米歇尔·巴斯奎特会来,巴斯奎特却出现在机场。巴斯奎特说自己已经四天没睡,还会看着沃霍尔睡觉;沃霍尔描述了他流鼻涕的样子,以及他用纸袋擤鼻涕的情形。他还观察到,佩奇让他多少变得像个绅士,因为他现在开始洗澡了。一行人几乎准时抵达米兰。日记对这些不体面却亲昵的细节予以关注,既记录了巴斯奎特不告而至,也呈现沃霍尔带着戏谑、熟稔的口吻描述他的方式。
出版记录及其局限
这些日记条目和照片提供了贯穿整个十年的若干接点,而非对其中人物或事件的全面盘点。哈克特把原始的两万页材料删减成一册书,删去了完整的日子,有时是整整几个星期,也常常删去某些日子的部分内容。沃霍尔某晚参加了五场派对,她可能只保留其中一场;她也可能只选取他提到的部分人物。出版文本没有标明这些删节。因此,最终呈现的记录不仅反映沃霍尔讲述了什么,也反映哈克特如何决定哪些材料最能代表他,并构成易于阅读的叙事。
编辑上的处理也改变了记录者与讲述者在页面上呈现的关系。哈克特删去了沃霍尔许多直接提及她本人,以及只对两人有意义的事情的内容;在少数保留下来的私人提及中,她用姓名首字母缩写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她表示,自己的目标是保留清晨通话中随意亲密的氛围,同时让读者置身于电话另一端聆听者的位置。因此,日记条目的即时感取决于转录、筛选和呈现这一整套过程。
照片说明延续了这种片段式记录。它们标明彼得·马丁斯在1987年1月出现;1985年,塔玛·贾诺维茨与罗尼·卡特罗内穿着相同的斯蒂芬·斯普劳斯夹克,出现在一场艺术展览开幕活动上;一则1986年的说明则提到史蒂文·格林伯格与塔玛·贾诺维茨。这些简短的说明保留了日期、人物和可见的关联,却没有对它们作过度阐释。与日记场景合在一起,它们通过快照和相遇让这个十年变得清晰可辨——一种风格与更早的风格相比较,一段昔日的工作亲近关系有人试图重续,一位旅伴意外同行,还有标示着当时在场人物的影像。八十年代由此呈现为沃霍尔与哈克特编辑而成的一系列生活细节,而非一幅单一、连续不断的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