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黑人护理员

病房里的黑人护理员是病区的护理人员；与其说他们是各自得到充分刻画的人物，不如说他们以集体形象出现，使制度的日常权威化为实际行动。他们约束并转移患者，陪同患者完成治疗程序，也出现在兰德尔·帕特里克·麦克墨菲与拉契特护士长冲突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行动使他们成为病区控制机制的一部分，而他们袖手旁观、没有采取行动的时刻，则暴露了这一机制的局限与裂隙。

身份与职能

叙述没有交代这些护理员各自的经历，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个人身份。相反，叙述反复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呈现，通常称为病房里的黑人护理员，并安排他们承担围绕患者的实际工作——陪同病区队伍前往检查，处置反抗的患者，以及在不同房间之间转移患者。这种集体呈现使他们的劳动清晰可见，却基本没有展现他们自身的观点和选择。

他们在处置麦克斯韦尔·塔伯时的作用尤其明显。拉契特护士长告诉他，如果不肯口服药物，就可以离开；之后，两名护理员在厕所里抓住他，把他拖到铺着床垫的房间。他踢中其中一人的小腿，并在他们按住他时大喊。一人坐在他头上，另一人扯开他的裤子；护士拿着针进入后，护理员仍留在那里，之后又把他抬过走廊送到实验室。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裹着一张潮湿的床单。这一连串情节将他们的体力强制与病区的给药和治疗程序联系起来，展现了护士站发出的命令如何转化为对身体的约束。

日常运作与强制

护理员也参与制度化护理的日常流程。电视时段表决后的几周，一个星期五，能够走路的患者被赶往一号楼做胸部X光检查。叙述者描写两名护理员之间的长凳上有两个人正在打盹，而一名患者在没有标记的金属门后尖叫。另一个男人被带来时已经被药物弄得昏昏沉沉、步履不稳，一名黑人护理员和一名白人护理员将他拖起来，推过那扇门；门内的技术人员从他腋下架住他。这一幕将护理员置于更大的转运与监督链条之中——他们在门口处置患者，而治疗本身则在门后进行。

这种日常工作赋予护理员重要却有限的作用。他们是推动患者完成医院程序的显眼执行者，但叙述并未将这些程序的制定归于他们。处置麦克斯韦尔·塔伯时，由拉契特护士长设定条件，由护士实施注射；在治疗走廊里，则由技术人员接手患者。护理员的体力劳动使制度决定得以落实，而权威则分散于工作人员、规章和治疗室之中。

最后的对峙

比利·比比特死后，护理员的出现再次变得重要。医生呼叫护士时，病房里的黑人护理员跟着她沿走廊跑去，但没有一个患者起身。后来，麦克墨菲起身袭击拉契特护士长时，护理员没有介入。工作人员只能亲自把他拉开，掰开他掐住她喉咙的双手；叙述强调，当局人员意识到，他们不得不在没有护理员帮助的情况下把他制服。

他们此时的袖手旁观，与早先对麦克斯韦尔·塔伯动用的强制手段形成鲜明对比。同一群人此前曾帮助约束并转移一名反抗的患者，而麦克墨菲发动袭击时，他们却站着观看。这种反差并未说明他们为何不出手，却标示出病区权力平衡的变化——在制度权威受到最公开挑战的时刻，护理员不再是制度理所当然的延伸。

事后与叙事意义

麦克墨菲离开三周后，护理员将一张带轮担架推入日间活动室。担架上的病历卡记载他接受了手术，并注明做过脑叶切除术；在有人解释手术之前，他青紫苍白的脸和红头发已让患者们看见这个面目全非的身体。他们重新承担转运者的职责，为一个惨淡的制度循环画上句点——他们最初出现时，正把一名患者送去接受强制治疗；后来又把麦克墨菲送回来，而手术已使他发生了深刻改变。

因此，病房里的黑人护理员在病区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一种不安定的位置。他们的工作使约束和转运得以进行，他们作为集体的形象也有助于叙述者展现医院控制如何通过身体而不只是规章来实施。然而，他们没有在麦克墨菲袭击拉契特护士长时协助工作人员，这打断了既有模式。护理员作为个体仍大多难以辨识，但他们在这些场景中的行动差异，使他们不再只是背景人物——这种差异既显出制度强制的作用范围，也标示出这种强制不再顺畅运作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