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比利”·比比特

飞越疯人院

比利·比比特是一名患者,他的口吃、显而易见的痛苦以及对拉契特护士长的恐惧,使他尤其容易受到病房权威的伤害。他短暂却影响深远的经历,围绕着一个看似亲密、令人安心的时刻展开,而这个时刻却成了羞辱和控制的契机;不久之后,他自杀身亡。通过比利,小说将病房的权力落实到个人身上——其后果不仅体现于规章和惩罚,也体现于一个生命骤然终结。

身份与脆弱处境

现有场景主要通过比利的口吃和他在压力下的焦虑来呈现他。拉契特护士长发现他独自与坎蒂在一起后质问他,他难以作答,还一再摸着自己的脸颊。她逼问他作出解释时,他在脸上抓出一道道长长的红痕。他试图说坎蒂、麦克墨菲、戴尔·哈丁和其他患者让他那么做时,说话更加结巴,并恳求拉契特护士长帮助他。他说话困难并非单纯的习惯;在这场交锋中,这使他为自己辩解时显得痛苦而迟缓,而护士长则掌控着谈话。

这场交锋也揭示了比利的母亲在施加于他的压力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拉契特护士长质问比利时提到了他的母亲,并说她会向比利的母亲解释发生了什么。他的母亲可能得知这场遭遇,这成为护士长施加影响的一部分;比利寻求她保护的同时,痛苦也因此加剧。

人际关系与病房权威

比利与拉契特护士长的关系以依赖和权力不对等为特征。他向她哀求时,她改变了态度,将他的脸贴在自己的胸前,抚摸他的肩膀,并保证不会再有人伤害他。这份安慰与控制密不可分——她刚刚质疑了他的说法,此刻又决定他可以坐在哪里,以及谁可以陪着他。她称其他患者不适合陪伴他,带他走进斯派维医生的办公室,使他离开日间活动室。从盘问转为温柔并未让比利重新获得自主权;这只是让拉契特护士长得以指引他,同时把这种指引说成保护。

比利还指称其他患者参与了事发经过,控诉他们取笑他、辱骂他。他的指控表明,他在众人面前感到多么无助,但这个场景并未交代他所说的压力究竟有哪些具体细节。麦克墨菲也在场,而拉契特护士长对比利的质问,将他的说法置于病房中围绕责任与控制展开的更大斗争之中。她带走比利后,患者们默默回到日间活动室,麦克墨菲最后一个坐下。

死亡与后果

后来,拉契特护士长回到日间活动室,告诉患者们比利割喉自杀了。根据她的说法,比利打开了斯派维医生的办公桌,找到一些器械,并坐在医生的椅子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叙事中,她的宣布明确将比利之死与此前的交锋联系起来,尽管场景没有呈现比利本人对办公室里发生之事的说法。她对着麦克墨菲说话,指责他拿人的性命当儿戏,并将比利与查理·切斯威克一并提及。

比利的死改变了麦克墨菲抵抗所面临的利害关系。拉契特护士长跑去求助时,患者们没有起身;他们明白自己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酋长布罗姆登看见麦克墨菲独自坐在一旁,休息着,准备迎接他所说的又一回合斗争——这场斗争永远不可能被彻底赢下。因此,比利不仅是眼前危机的受害者;他的死也使病房里一再上演的较量显得代价沉重,且未有终局。

叙事作用

比利最后的场景由酋长布罗姆登叙述;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动作上——比利放在脸颊上的手、他留下的抓痕、拉契特护士长的抚触,以及她宣布消息后随之而来的沉默。她温暖、安抚的声音与冷硬表情形成对比,使这场景对兼具施加权力作用的关怀更加难以捉摸。比利之死为他的个人经历画上句号,同时拓展了小说对抵抗的描写——斗争仍在继续,但并非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都能承受又一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