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艺术作品展

涩谷死刑犯艺术作品展既是囚犯作品的公开展览，也是木户辨认出X的物品中那些素描背后画家的关键场所。木户对罪犯艺术日渐感兴趣，因此前往参观；他发现，署名为已被处决的杀人犯小林健吉的风景画，与X的作品风格相同。这一辨认将冒充谷口大辅身份一事与更早的身份交换联系起来，但仅凭这一发现，还无法解答那些人究竟是谁，也无法说明他们的户籍记录如何被更改。

目的与背景

圣诞节前三天，木户结束在东京地方法院的工作后，前往涩谷参观一场展览，展品由死囚创作的艺术作品组成。他是从律师朋友杉野那里得知这场展览的；杉野坚决反对日本的死刑。木户也反对死刑，不过他没有直接参与废除死刑运动，也没有为面临死刑指控的委托人辩护。促使他前往画廊的是一份新近产生的好奇——在结识身份掮客尾浦，并见过尾浦从狱中寄出的奇特明信片后，木户想看看等待行刑的人会创作出怎样的艺术作品。

从涩谷站步行前往位于东急百货店旁的画廊时，天空正飘着雪。展览设在一栋满是酒吧和餐厅的大楼六层的一处宽敞活动场地内。展厅里挤满了人，白色硬木地板上留着雪水痕迹。木户担心天气可能影响回家的列车，因此把外套寄放在后方，打算提早离开。这一打算后来显得重要——改变他调查方向的画作，是他入座前最后查看的几幅作品。

展览及其作品

展览展出了数十位艺术家的作品。作品大小不一，有些几乎延伸至天花板，有些则不超过明信片大小。材料本身也体现了限制——纸张是拼接起来的，颜料则是尽可能添上的。每件作品都标有标题、创作者姓名，以及创作者因何案被定罪的非正式案名。由于提供的其他信息不多，一些参观者一边在展厅里走动，一边查看手机。

入口附近的一件大型作品由两幅以B4纸张绘成的画拼接而成。下方画着一名赤身女子跪在深井底部，试图攀爬砖墙；上方则是一小片蓝天，以及阳光下盛开的植物。木户把上方的光亮与井底渐浓的黑暗之间的对比，理解为对渴望与苦痛的描绘。创作者是一对经营宠物店的夫妻中的妻子；两人先后杀害了四名顾客，之后又毁尸灭迹。她被捕后一直坚称自己无罪，这幅作品还曾醒目地印在展览传单上。

另一组画作带给木户截然不同的感受。其中一幅画着溪流分隔的山丘与田野；附近的画作描绘了盛开樱花树间的小鸟，以及一处老街转角，画中有邮箱、电线杆，还有被木板围栏隔开的道路。这些风景画画得朴素，但木户觉得自己似乎曾经见过。标签注明，作者是1985年四日市杀人纵火案的罪犯。起初，木户只能将这种感觉解释为似曾相识；随后，他任由工作人员引导自己入座。

辨认与调查

木户对展览中的讲解并不着迷。评论家试图把作品纯粹作为艺术来谈论，木户觉得这种做法缺乏说服力；他打算事后把这一看法告诉杉野。即使在聆听讲解时，他的注意力也不断回到那些风景画上。然而，当讲者谈到与名为“保险诈骗调包杀人案”的案件有关的画作时，案名令木户集中起注意力。这起案件涉及身份调包——有人顶替另一个人杀害了一名流浪汉。

这段介绍使木户将此案与X冒充谷口大辅身份一事联系起来。随后，他认出了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些风景——它们与X的画作相似。他在手机上打开自己先前于理惠家中拍摄的X个人物品照片，发现其中有几幅素描。X所画的地点在地理位置上与展览中的地点相距甚远，但画风完全相同。画中地点不同，并没有消除视觉上的相似之处；对木户而言，线索就在绘画方式上。

展览标签给出了小林健吉的名字，此人二十年前已被处决。然而，X理应是曾根崎义彦。名字并未立即解开两者之间的联系。木户找到的唯一其他线索，是尾浦那张隐晦明信片上女人身上的文字——一侧乳房写着谷口大辅，另一侧写着曾根崎义彦。他不确定这是否足以证明两人交换过户籍。因此，展览给了木户一条有力的身份辨认线索，而明信片和标签则意味着，两种身份之间的确切关系仍有待检验，不能径自断言。

后果与意义

这一发现重新激起了木户对一桩他几乎已经放弃的谜案的投入。它把原本似乎互不相关的三条线索汇集起来——尾浦从狱中寄出的明信片、X物品中的风景画，以及展览讲述的一起身份调包杀人案。这些作品不只是罪犯过去的图解；重复出现的画风起到了证据的作用，使木户得以将一个在世者的绘画与一名已被处决的囚犯署名创作的画作联系起来。

小说也将这一发现与法律身份的后果并置。在调查的相关部分，警方询问究竟是谁死了，并优先处理谷口大辅的失踪报告，使理惠无法得知亡夫的身份。之后，木户向宫崎家庭法院申请撤销记录中“谷口大辅”已死亡的登记，并将这一姓名从理惠的户籍中删除，以婚姻登记存在错误为由撤销两人的婚姻。由于婚姻从户籍中删除，花成为法律上的非婚生子女；法院还要求理惠出庭，并要求提供DNA证据，证明X并非谷口大辅。这些程序说明了为什么展览暗示的另一次身份调包十分重要——姓名不仅是私人谜案中的线索，也是国家用来登记个人存在、死亡和亲属关系的类别。

离婚后三百日规则又带来了进一步的复杂性。依照《民法》，离婚后三百日内出生的子女在法律上被视为前夫的子女；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提交出生申报的女性会使自己的孩子无法取得户籍。展览并未解决X本人是否没有户籍的问题，其视觉证据也不能单独证明身份交换的完整经过。它的重要性在于让一条隐蔽的联系重新显现——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画风，能够指向一段被官方姓名和记录遮蔽的身份历史；而这条线索的局限，则使木户的调查仍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