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拉奇牧师

麦克拉奇牧师是十九世纪的译者，其1876年出版的《易经》译本，成为詹姆斯·理雅各论述这部经典时持续对照的对象。理雅各承认麦克拉奇牧师所承担工作的范围，但一再质疑他对文本层次、占筮语言和象征解释的处理；这些批评使该译本成为一个实际案例，用以检验翻译艰深文本与强加理论之间的区别。

身份与翻译

1876年，署名文学硕士、居于上海的麦克拉奇牧师出版了《儒家〈易经〉或“变化经典”译本，附注释与附录》。该书收录了经文和传文。其编排将第一、第二和第四传置于经文部分，沿用常见书院版本的布局。理雅各指出，这种呈现方式把他认为年代与作者身份各异的材料合并在了一起。

理雅各认为，麦克拉奇牧师把第一和第二传视为周文王与周公旦的原作，或者按照麦克拉奇牧师推定的归属，视为孔子的作品。理雅各则认为，这些解释卦象及其爻辞的文字出自较晚的作者。分歧并不只是关于一组注释由谁撰写；它还决定了读者是把这部经典视为一部统一的作品，还是视为一部古老经文及其后世诠释层次的集合。

方法与有争议的解释

麦克拉奇牧师表示，他的目标是借助比较神话学揭开《易经》的奥秘。理雅各认为这并非必要的解读钥匙，并指出运用这种方法使麦克拉奇牧师得出了中国学者从未想到的解释。他说自己逐段、逐句研读了该译本，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用于改进自己译本的内容。这种广泛的比较表明，麦克拉奇牧师并非仅仅被顺带提及——理雅各把他的译本视为一种持续展开的另类解读，并以文本及其注释传统检验其结论。

这种对照也反映出双方对翻译应当如何进行有着不同看法。理雅各说，自己早先试图严格简练，结果译出的英语短语在句法上几乎彼此脱节；他还指出，直译无法充分传达中国象征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他所主张的任务，是尽可能准确、简洁地表达含义，偶尔增添词语，以阐明他认为原文思想中已有、但未明说的内容。与这种做法相对，他把麦克拉奇牧师的神话学框架视为一种来源，会带来缺乏书面文本依据的增补与推测。

若干注释具体展示了这种分歧。在讨论八卦时，理雅各反对麦克拉奇牧师对一段涉及天、地及卦象所代表家庭关系的文字所作的翻译。在别处，他质疑附加于译作“帝母”一语的复杂神话解释，并追问为何要把这些增补解读进书面文字中。另一个例子中，他说麦克拉奇牧师对一篇传文的翻译抹去了其中神话段落的意义。这些例子体现了理雅各反复关注的问题——解释可能把象征性或简约的材料变成措辞本身并不支持的、更复杂的故事。

注释与占筮

麦克拉奇牧师的译本还出现在理雅各对占筮以及此书具有揭示未来之能力等说法的讨论中。理雅各引述麦克拉奇牧师的说法，称《易经》是知识宝库，若能彻底探究，持有者便可预知未来的一切事件，并称此说失实。他区分了借助此书寻求指引与声称能够全面预测未来。理雅各认为，粗略阅读传文，或许会让人以为占筮能够使人知晓未来；但仔细阅读便能看出，它表达的意思更有限。他援引一段文字指出，当龟甲和蓍草都与人的判断相悖时，静止不动是吉利的，而采取积极行动则不吉。

这一批评属于理雅各关于应如何阅读《易经》的更广泛论述。卦象与占辞有占筮的历史，但这一功能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声称此书包含对所有可能事件的完整预言。因此，麦克拉奇牧师的表述成为一个例子，说明对这部经典所能涵盖范围的宽泛主张，可能超出理雅各认为其文字所能支持的程度。

理雅各论述中的接受史与影响

理雅各对麦克拉奇牧师的评论措辞尖锐，但属于他为审慎的文本批评所作的更广泛辩护的一部分。理雅各反驳了中国学者只是在一部不可知的作品上不断堆砌注释的说法，并主张他们的解释往往能大幅阐明经文。他也反对欧洲学术界已经产生大量令人困惑的译本这一说法——按他的统计，当时可见的欧洲译本只有两种。他认为菲利普·格雷戈尔·雷吉斯及其合作者早先的拉丁文译本仍有改进余地，但该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注释很有价值；相比之下，麦克拉奇牧师的译本没有提供任何可供理雅各用于自己译本的材料。

理雅各的异议并未抹去麦克拉奇牧师出版该译本的重要性——这部作品尝试翻译整部经典，将经文与传文合在一起；它也在《易经》于十九世纪的接受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反，麦克拉奇牧师的译本有助于揭示这种接受史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文本层次是否应当区分开来，解释体系究竟是阐明还是凌驾于原文措辞之上，以及占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揭示未来。在理雅各的论述中，这些争论使麦克拉奇牧师成为一个显著的反例，衬托出理雅各自身的努力——让经典变得易于理解，同时不让解释理论成为文本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