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屠夫的歌唱俱乐部德国既是费德利斯·沃尔德沃格尔的故乡,也衡量着移民让他付出了什么。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一片由匮乏与家族记忆构成的故土;后来,他带着重新开始的条件离开德国,前往美洲,而维持新家庭生计的工作让他无法回去探望思念的人。数十年后,他与德尔芬一同探访德国,这次旅程显露出他的美国生活与留在故乡的家族生活之间,在情感与语言上相隔多远。
战后故乡
1918年11月下旬,费德利斯花十二天从战场步行回家,在童年睡过的床上睡了三十八个小时。他在德国醒来,面对的是不知道能找到什么吃的这一现实。地图重新划定了边界,他所在之处距成为法国领土只有几厘米,但与眼下吃什么的问题相比,这一政治变化几乎无关紧要。从他六岁起,每年春天,母亲都会把他的白色羽绒被拿出去晾晒,再重新填充;被套上仍留着一道浅浅的旧污渍。这张床、它所代表的家人照料,以及微薄的温饱希望,构成了他归乡时的处境——家乡带来熟悉感,却不能保障安稳。
战后的匮乏与经济动荡塑造了这个家庭的处境。费德利斯后来回忆母亲讲述德国通货膨胀的往事,为经济崩溃提供了鲜明的尺度——有一次,母亲不得不推着独轮车,装着成车的德国马克去面包店买面包。当大萧条威胁到他在美洲建立的生活时,他意识到令人不安的历史重演——离开一场大萧条后,他又遇上了另一场。因此,德国并非只是记忆中失去的家园;德国的经济困境也成了他理解跨越国境的不稳定处境的一种参照。
伊娃与离开的决定
费德利斯离开德国的道路,与他的朋友约翰内斯以及约翰内斯的未婚妻伊娃紧密相连。他去探望伊娃时,带着一直放在胸前口袋里的微型肖像;这件纪念物让他与亡友之间的联系变得具体可见。伊娃开门时,他凭那张画像认出了她。她直截了当地要求他讲出真相,打破了他在战争中赖以忍受一切的克制与沉默,他于是把自己前来要告诉她的约翰内斯之事说了出来。这一幕表明,离开与忠诚之举密不可分——费德利斯后来与伊娃共同生活,始于朋友死后留下的空缺,也始于他带给她的真相。
与伊娃结婚后不久,费德利斯偶然在路德维希斯鲁的公共广场见到一片机器切片面包,便认定自己必须前往美洲。这些面包由远在海滨城市的亲戚寄来,其规整一致的形状暗示着不同的生产规模与可能性。吸引他注意的是一种普通食物,它因机器加工与遥远距离而显得陌生。这一情节让日常物品成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实际标志,把德国的匮乏经历与他决意到别处寻求未来联系起来。
移民与重新开始的工作
1922年,费德利斯提着装满父亲熏香肠的手提箱,从毛里塔尼亚号邮轮走下,进入纽约市熙攘的入境人群中。香肠并非无关紧要的行李——它代表着这个家庭剩下的资源,也成为他在新国家谋生、进入新行业的凭借。家人卖掉了小饰物和最好的羊毛衣物,为他的船费筹钱;费德利斯则留下了刀具,没有把它们卖掉。他把旧日生活中的技艺与工具带进了前途未卜的新工作中。
移民之前,他熬过了战后德国的匮乏,也涉足危险的黑市。他猎捕野猪并将其制成随身携带的香肠,这段艰难时期因此与他横渡大洋的旅程直接相连。他抵达美洲,既不是彻底割断过去,也不是简单逃离——新的开始由旧家庭的牺牲资助,也仰赖他在困苦中学得的本领。
在北达科他州定居后,费德利斯买下农庄,开了一家店。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剥牛皮、屠宰猪只,为的是接伊娃、儿子弗朗茨以及后来来到这里的坦特姑妈前来与自己团聚。让家人得以团聚的劳动,也使他远离仍在德国的父母、兄弟和家族生意。他会读家里寄来的信,却把信放到一旁,不让它们触及自己注意力深处那处平静的核心,在那里,他能感到孤独。他与故乡的距离并非由漠不关心造成,而是由维持美国新家庭生活所需的繁重工作不断拉开。
跨越大西洋的家族纽带
费德利斯的家人通过书信和消息,继续牵动着他。坦特姑妈往德国寄出一连串信件,回信则被支在收银机旁,仿佛在挑战他故意不去理会。他读信时绷紧脸庞,却很少开口。在他的衣物抽屉里,一个雪茄盒装着他的勋章,其中包括铁十字勋章——这件随移民家庭带来的军旅生涯纪念物,与肉铺的日常营生并列在一起。
信中还传来消息——父母在美国境况恶化之际,重新取得了一处产业。他们的好运使归乡的牵引变得复杂。费德利斯思念父母,也想念如今与他们共同经营家业的兄弟,却看不到哪怕是回去探望他们的可能。叙事把书信与工作并置,把德国的困苦记忆与美国的经济崩溃并置,于是归属感呈现为一种他无法完全回应的责任,而非一种能让他随心付诸行动的情感。
归返与疏离
多年后,费德利斯与德尔芬前往德国探访;他们曾设想这会是一场迟来的蜜月。然而,旅途中费德利斯出现原因不明的疼痛,旅程于是变了样;X光检查显示他的肝脏肿大,心脏也有衰竭危险。德尔芬坐在坦特姑妈、费德利斯的兄弟和嫂子、他们已成年的孩子,以及带着新婚妻子的埃里希之间。她听不懂那些语速飞快的谈话。她一再和善地点头微笑,成了她在这场家庭聚会中孤立无援的外在表现——对丈夫而言,这些人亲近熟悉;对她而言,他们的语言却无法理解。
叙事对衣服、手提包、椅子和轮廓分明的影子的描写,为德尔芬的疏离感提供了具体的场景,却没有把她写成一个只会旁观陌生风俗的人。周围的人物在细节中清晰可见,但谈话的内容却与她无关。德国是费德利斯通过记忆、书信和家族联系所承载的地方,却不会自动成为德尔芬的家。两人一同踏上的归返之旅表明,即便共同返乡,也仍可能让彼此的经历分道扬镳——费德利斯置身亲族之间,德尔芬却只能从眼前可见之处解读这场聚会。
敲门声的梦境进一步显明了这趟旅程的情感牵系。德尔芬在德国一张窄床垫上醒来,身旁是费德利斯;她明白,那声音是伊娃在找他。她记得自己当年在阿格斯做过同样的梦,那时她已知道伊娃病危;如今她相信,自己必须尽快把费德利斯带回伊娃身边。这段记忆中的敲门声把德国之行与他们早先在美洲经历的丧失联系起来;对德尔芬而言,德国也是丈夫仍在身边的现实与亡者仍未消退的牵系交会之处。
费德利斯返程时,健康状况已日渐恶化。他从不来梅号邮轮踏入纽约的人群,感到疲惫已逐渐超出自己的控制。疾病早在数年前便已开始,当时这个家庭正经历接连的失去;返乡之旅并未使他恢复健康。德国仍是其身份与家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小说并未呈现一场简单的归乡——横渡大西洋使他成了移民,而返程又把他带回美洲,并凸显出多年劳作与悲伤给身体带来的代价。
叙事意义
在故事中,德国是一个从未只是过去的起源。童年时的床及其被细心维护的床罩,保存着家族历史;路德维希斯鲁的面包把匮乏转化为设想离开的理由;书信、勋章和亲属关系则让故乡继续活跃在费德利斯的美国生活中。这些细节表明,移民既是一连串延续,也是一连串分离——被带到海外的工作、技艺与习惯,仍与那些无法一同离去的人紧密相连。
后来的探访改变了归返的意义。费德利斯回到了家人中间,但疾病与德尔芬听不懂谈话这一事实,使团聚无法转化为毫无隔阂的归属。德国既是记忆中的家园,也是家族责任的源头;与此同时,他在美洲建立的生活也已与它渐渐疏离。小说在两个国家之间转换,通过食物、工作、书信、语言和身体等具体事物展现这段距离,而非把它化解为必须在两个家园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