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克萨斯州

总统班底

得克萨斯州之所以与水门事件的叙述相关,并不只是因为那里曾筹集资金,更因为它是连接竞选捐款人、墨西哥金融渠道以及与闯入案有关资金的链条中的一环。这条线索始于经由伯纳德·巴克银行账户流转的8.9万美元墨西哥支票。记者和调查人员试图弄清竞选资金为何经由墨西哥转移时,得克萨斯州成为追查筹款活动及相关人员的地点。报道通过采访和注明来源的说法构建这一联系,并区分调查所发现的线索与一名涉事者律师所描述的更广泛行动。

追查墨西哥支票

从共和党大会期间的迈阿密返回后,卡尔·伯恩斯坦把注意力放在那8.9万美元墨西哥支票上。一名美国总审计局调查人员告诉他,莫里斯·斯坦斯曾说这笔钱最初来自得克萨斯州,但调查人员并不明白竞选捐款为何要经由墨西哥转移。8月中旬,伯恩斯坦开始致电得克萨斯州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员工。该委员会休斯敦办公室的一名秘书告诉他,联邦调查局曾就资金如何转往墨西哥一事询问委员会司库埃米特·摩尔。

摩尔说,联邦调查局探员曾询问有关资金往返墨西哥的指控。他强调,探员关注的不是他的行为,而是委员会主席罗伯特·H·艾伦的行为;艾伦同时也是休斯敦海湾资源化学公司的负责人。探员尤其询问艾伦与墨西哥城律师曼努埃尔·奥加里奥·达盖尔的关系;后者代表海湾资源公司在墨西哥的利益。探员登门和伯恩斯坦来电都令摩尔不安,他说自己不知道资金为何要转移过境。因此,得克萨斯州方面的调查带来了更明确的调查线索,却未能单凭这些线索解释交易的用途。

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行动描述

伯恩斯坦后来询问马丁·达迪斯,他对这些支票查到了什么。达迪斯将这一过程形容为洗钱——一连串旨在让资金来源难以追查的交易。他说,这一情况是由代表艾伦的得克萨斯州律师理查德·海恩斯向他透露的。海恩斯从休斯敦向伯恩斯坦证实了这一行动。在得克萨斯州的法院里,人们称他为“赛马”;他描述了一种筹款安排,其中得克萨斯州是资金汇集点,而艾伦则是资金流向墨西哥的中转人。

据海恩斯所述,斯坦斯在4月7日之前不久,曾最后一次前往西南地区筹款;4月7日是新竞选财务法生效之日,也是法律允许接受匿名捐款的最后一天。海恩斯说,斯坦斯向潜在捐款人保证,可以通过一名墨西哥中间人转交捐款,以保护他们的身份;美国调查人员无权传唤该中间人的银行记录。按他的描述,这套体系还可以接收竞选法禁止的企业捐款,以及来自企业高管、工会领袖、特殊利益团体、拉斯维加斯博彩业利益方和由黑帮主导的工会的资金。这些是海恩斯对该计划覆盖范围和目的的说法,并非仅仅是在描述那8.9万美元支票。

这一安排的运作方式,依赖于提供资金的人与最终能在华盛顿查到的记录相互分离。海恩斯说,捐款形式可以是支票、证券本票或股票凭证。资金会被带到墨西哥,再通过一名与尼克松竞选活动没有已知关联的墨西哥公民开设的账户,在墨西哥城兑换成现金,随后寄往华盛顿。他说,斯坦斯在华盛顿独自保管唯一一份记录,以确保捐款人日后需要帮助时不会被遗忘。因此,墨西哥被描述为掩饰交易的手段,而得克萨斯州的筹款网络则将潜在捐款人与这一手段联系起来。

艾伦、奥加里奥与指控的规模

海恩斯称,艾伦是中转人,而非整个体系的设计者。据他说,艾伦将资金转往墨西哥,其中包括后来进入巴克银行账户的8.9万美元。奥加里奥充当兑换资金的人,将艾伦提供的支票和本票兑换成美元,包括现金以及从国际银行账户开出的美元汇票。这一说法为记者提供了更具体的墨西哥支票解释——它将一名休斯敦竞选官员、一名在墨西哥城执业的律师,以及与一名水门案嫌疑人有关的资金联系起来。

海恩斯估计,在4月7日之前的最后几周里,斯坦斯和得克萨斯州的两名主要筹款人所筹集的75万美元曾经由墨西哥转移。这一估算大幅扩大了调查范围,远远超出最初引起伯恩斯坦注意的那些支票。海恩斯还将筹款描述为确保未来能够获得接触机会的一种手段。据他说,斯坦斯敦促商界人士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并暗示捐款人在处理政府监管事务时会有求助之处。海恩斯坚称,斯坦斯没有明确威胁任何人,也没有作出承诺;与此同时,他描述了斯坦斯对匿名性的保证,以及有关保持与政治权力联系所具有价值的劝说。他说,声称无力支付现金的捐款人可以改为提供公司股票。

得克萨斯州作为调查现场与叙事枢纽

报道中有关得克萨斯州的线索贯穿几类证据——美国总审计局调查人员对资金所称来源的说法、联邦调查局向摩尔提出的问题、探员对艾伦和奥加里奥的关注,以及海恩斯对涉嫌洗钱行动的详细解释。每一步都改变了得克萨斯州在调查中的意义。起初,它只是那笔来历不明资金据称的起点;随后,它成为一个委员会办公室所在地,也成为一名受调查主席的所在之处;最终,通过海恩斯的描述,它显现为一个更大筹款网络的一部分。

区分那8.9万美元的资金线索与海恩斯更广泛的指控,仍然十分重要。摩尔说,他不知道资金为何要越过边境;海恩斯则说明了这一机制据称如何运作,并估算了其规模。这些说法合在一起,使得克萨斯州成为记者试图了解竞选资金如何转移、隐匿并与水门案相联系时的关键地点。因此,该州在叙述中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实际作用上,也体现在证据层面——一条令人困惑的资金线索在这里有了具名中间人和一种可能的解释,但记者获得这一解释依靠的是注明来源的说法,而非摩尔的亲身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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