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反对派阻止慕尼黑妥协的行动

德国反对派阻止慕尼黑协定的行动，是一场密谋；其开端取决于军方是否可能发动反叛，而当这一前景动摇时，行动目标也随之改变。阿道夫·希特勒威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际，德国军官和平民官员准备在动员开始时逮捕他；当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被推迟后，保罗·冯·哈特曼提出，剩下的机会是通过英国干预打乱协定进程。这场密谋之所以紧迫，是因为行动窗口正在缩小——每一次外交上的暂停都能争取时间，却也削弱密谋者行动所依赖的条件。

危机与政变的契机

内维尔·张伯伦告诉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原定有序移交苏台德地区、并以公民投票为条件的方案，已被希特勒设定的最后期限取代。希特勒声称将于星期六入侵，并否定英国和法国会因此参战的可能。张伯伦表示，如果法国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的条约义务，英国就有义务支持法国。因此，这一威胁不只是外交策略——它使密谋者面临一个迫近的战争与动员抉择。

英国是否会作出回应，本身就存在争议。张伯伦考虑部分动员时，意识到这可能释放英国准备参战的信号，但也担心这会把希特勒推向战争。他回忆自己曾直视希特勒的眼睛，这影响了他的判断——这位德国领导人无法容忍丢脸。这番讨论清楚揭示了危机的核心难题——原本旨在阻止入侵的信号，反而可能使入侵加速；而迟疑则可能被视为软弱。

反对派的希望寄托于路德维希·贝克将军透露的一项秘密。他告诉汉斯·奥斯特上校和汉斯·贝恩德·吉斯维乌斯，自己近六周前便辞去总参谋长职务，以抗议对捷克斯洛伐克开战的计划；但他曾答应希特勒不公开辞职，因此一直将此事保密。贝克表示，自己仍与最高统帅部的前同僚保持联系，并相信如果希特勒下令动员，德国陆军可能会抗命并对抗政权。他的透露使密谋者的抵抗不再只是少数平民的愿望，而成为一项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借助军方力量的计划。

军事计划及其制约

这一可能性受到德意志国防军对希特勒宣誓效忠的限制。贝克认为，如果总理府内发生骚乱，德国陆军可以介入恢复秩序；但针对希特勒的第一步不能由德国陆军自己迈出。因此，密谋者必须制造骚乱，使军方能够在贝克看来不违背效忠誓言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一区别并非技术细节——政变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德国陆军是否愿意支持，也取决于行动的先后次序。

奥斯特和弗里德里希·海因茨上尉估计，只要出其不意，并保证德国陆军会保护密谋者免遭纳粹党卫队营救希特勒的行动，约五十人的初始队伍就足以逮捕希特勒。海因茨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一批经验丰富的战士，次日即可行动。因此，这一方案被描述为一项具体行动，而非笼统地希望更换政府；但这支小规模队伍需要上述保护，也必须把握正确时机。

密谋者商定了抵达希特勒面前后要采取的行动。奥斯特坚持认为，首要任务是阻止希特勒发布动员令，而不是讨论第三帝国之后应采取何种政体。如果希特勒投降并接受拘押，他们会将他活捉；如果他似乎有可能逃脱，奥斯特说，他们就只能开枪。哈特曼第一个表示同意，其他人随后赞同；贝克最后才加入，而且最为勉强。这一决定为计划划定了鲜明的行动界限——在阻止迫在眉睫的命令之前，关于政权之后安排的政治问题一律搁置。

推迟动员与军事势头消退

当内维尔·亨德森从柏林打来电话，带来贝尼托·墨索里尼请求希特勒将动员推迟二十四小时、以便重新评估局势的消息后，预期中的行动时机发生了变化。亨德森报告说，意大利将在冲突中支持德国，但希特勒已接受推迟的请求。这一暂停打乱了密谋者的时间表，却没有消除危险——入侵并未被排除，但他们计划所依赖的直接触发条件已不再确定。

五点钟，六名密谋者在埃里希·科尔特位于普鲁士邦政府大楼的办公室聚集——来自内政部的吉斯维乌斯和舒伦堡伯爵，来自司法部的汉斯·冯·多赫南伊，来自阿勃维尔的奥斯特，以及来自外交部门的科尔特和哈特曼。他们提出的掩护理由，是为新近“解放”的苏台德地区举行一次非正式的跨部门筹备会议。这一说法揭示了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逆转。希特勒已经兵不血刃地吞并奥地利，如今又取得苏台德地区；舒伦堡指出，结果可能是政权变得更受欢迎，而非更不受欢迎。

哈特曼的举止展现了信心的崩塌。他斜躺在沙发上，双脚搁在扶手上，问德国陆军出了什么事。奥斯特说，一切都取决于布劳希奇；动员推迟时，他仍在决定该怎么做。有关哈尔德同情反对派的传闻并不足以说服哈特曼——他质疑二手保证与实际行动之间的距离。奥斯特解释说，人们原本预计，只有在德国陆军相信德国即将与英国和法国开战时，它才会介入。德国陆军的反对是有条件的，并非无条件承诺推翻希特勒。

从逮捕转向外交干预

因此，如果德国陆军不采取行动，而希特勒政府继续掌控国家，密谋者便认为自己只是无能为力的平民。哈特曼提出了一个新目标——阻止协定于次日在慕尼黑签署。科尔特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希特勒预计会接受英国和法国已经提出的条件。哈特曼反驳说，二十四小时的推迟只是延后了动员，并未取消动员。对他而言，会议的结果尚未尘埃落定；这仍是揭露谈判背后危险的一线机会。

哈特曼说，他可以拿出证据，证明希特勒一心要发动征服战争，而这可能是阻止他的最后机会。他的提议依赖私人渠道——他认识张伯伦的一名私人秘书，相信自己或许能联系到首相，至少也能把情报交到首相手中。他请奥斯特利用在怀特霍尔街的人脉，打听这名秘书能否作为张伯伦随行人员之一飞往慕尼黑。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密谋者从策划在德国陆军可能提供掩护的情况下逮捕希特勒，转而试图影响正在与希特勒谈判的外国政府的判断。

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向张伯伦及其随行人员汇报与希特勒会面的情况时，再次凸显了这场密谋的利害关系。威尔逊报告了希特勒设定的星期六最后期限、要求从争议领土开始撤离的要求，以及若对方不照办，他显然准备进军的态度。他说，希特勒不断看表，仿佛在留意动员暂停何时结束；威尔逊由此断定，局势必须在当天解决，否则战争就会随之而来。在这样紧迫的时间表下，哈特曼的呼吁既是一种抵抗行动，也是一种最后的手段。现有叙述展现了密谋者的计划及其试图影响谈判的行动；它说明他们的军事突破口如何收窄为外交干预，却不能据此证明这次干预尝试本身阻止了慕尼黑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