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勒布朗赴巴黎途中被捕

丹尼尔·勒布朗被捕，使他原本设想只是暂时的旅程变成了与玛丽-洛尔被迫分离。他登上开往巴黎的火车，按照自己的计划，打算返回布列塔尼，一周后再去接女儿。然而，便衣警察在维特雷郊外把他从火车上带走，盘问随即变成拘押和向东押送。这一段情节的力量，来自他谨慎的个人思量与占领当局对他作出的冷漠决定之间的距离。

在不确定中作出的决定

两个多星期以来，丹尼尔一直试图理解馆长的电报。电报要求他谨慎出行，却让他拿不准该带上宝石、把它留下、带上玛丽-洛尔，还是乘火车。他甚至考虑过，电报也许根本不是馆长发来的。这些疑问始终没有答案；轮到他在售票窗口买票时，他买了一张早晨前往雷恩、再转往巴黎的火车票。他的计划是独自上路，继续工作，一周后返回布列塔尼接玛丽-洛尔。只买一张票，让这个在情感上仍未有定论的决定有了实际的形式。

丹尼尔作出这个选择时，也在为宝石和自己对女儿的责任而忧虑。此前，他曾试着检验这颗宝石，还把它藏在不同地方，包括藏在马内克夫人的天竺葵丛中；但当他担心花朵正在枯萎时，又把宝石取了回来。在车站，他认出了住在房子附近的香水商，也想起锁匠曾看见他在城墙上拍摄大海。马内克夫人警告过他，不可相信此人；但在队伍中，他也只是另一个排队买票的旅客。尽管心存怀疑、满腹不安，丹尼尔还是继续前行；这一刻没有任何可靠迹象能说明这趟旅程会带来什么。

回到家后，日常的照料仍在继续，而那张秘密买下的车票就放在一旁。马内克夫人准备晚饭，丹尼尔帮玛丽-洛尔洗澡，告诉她想用多少肥皂都可以，因为他买了额外的肥皂。车票仍折叠着放在他的口袋里。他为女儿洗头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害怕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些家常细节说明了他独自启程意味着什么——他并非要抛下玛丽-洛尔，而是打算短暂离开后回来接她；他虽付诸行动，却依然怀疑自己的判断。

被捕与审讯

这项计划在距巴黎数小时车程的维特雷郊外被打断。两名便衣警察把丹尼尔从火车上带走，车上有十几名乘客在旁观看。他先在一辆厢式车里接受盘问，随后又被带到办公室；起初审讯他的是法国人，一小时后换成了德国人。审讯者虽有更替，却没有带来任何解释，也没有让他纠正眼下处境的机会。他们拿出他的笔记本和工具箱，数了数他钥匙圈上的七把万能钥匙，盘问这些钥匙能打开什么、他为何带着小锉刀和小锯子，以及那些建筑测量数据。

丹尼尔解释说，这些测量数据是为女儿制作模型用的，而钥匙属于他任职的博物馆。这些物品原本只是他谋生和照料玛丽-洛尔所用的普通工具，在拘押期间却被重新说成了引人怀疑的理由。第二天早晨，德国审讯人员再次盘问他，一名打字员在一旁记录。他们似乎怀疑他企图炸毁圣马洛城堡，但丹尼尔不明白他们为何会这样想。他们法语有限，似乎只在意自己提出的问题，而不理会他的回答，因此他无法让这场问答变成有意义的辩解。他们不准他使用纸张、床单和电话，而且手里有他的照片。

无从申诉的拘押

丹尼尔被带进一间牢房，以为博物馆馆长或馆长派来的人会来解释情况。然而，没有人来救他。他没有得到正式指派的律师，也没有被带到军事法庭受审，还不准写信。他要求使用电话时，警卫回答说，他们自己也已经很久没用过电话了。反差十分鲜明——丹尼尔被捕时，审讯围绕着具体的工具和测量数据展开，但眼下没有任何他能够接触的程序，让他回答指控或联络可能帮助他的人。

被捕两天后，他被开车送到斯特拉斯堡郊外几英里的一个拘留区。他在那里待了三天，与大约三十名其他囚犯关在一起；他们大多是法国人，也有比利时人、佛兰德人和瓦隆人。他们睡在铺于冻泥上的稻草上，低声交换传闻，其中包括一种希望——他们在德国只待几个月就能回家。所有人都身处不确定之中，但丹尼尔的思绪总是回到玛丽-洛尔身上。每过一小时，他都为她祈祷一次；而在把他带离家人的一连串事件中，博物馆和馆长始终没有出现。

向东押送

第四天，囚犯们被押上一辆运牲畜的卡车，向东行驶。有人告诉他们，德国已经近在眼前；他们隔着一条河看见了那个国家——树木、覆着薄雪的田野、葡萄园，以及天空中的烟雾。丹尼尔看不出河的两岸有明显差异，但这条边界却像一道突然而有力的门槛。起初，他乘火车前往巴黎，行程由自己不确定的计划支配；如今，他已变成在看守押送下前往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目的地。

这段情节结束时，丹尼尔仍在途中，故事没有呈现他最终会遭遇什么。此时此地，后果已经十分明确——他无法按照计划回到玛丽-洛尔身边；而她失去了父亲——丹尼尔原本以为，自己独自出行只会是暂时的。这次逮捕也揭示了他原先的信心有多脆弱——他以为馆长或博物馆会出面干预。他的工具和测量数据本是其专业技能与父爱之证，却无法保护他免受这场不给他律师、不给他出庭受审的机会、也不让他联系家人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