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纳德·帕茨
捍卫雅各布伦纳德·帕茨是一名被判有罪的性犯罪者,住在冷泉公园附近,后来成为安德鲁·巴伯在本·里夫金遇害案中追查的另一名嫌疑人。安德鲁认定杀害本的是帕茨而非雅各布·巴伯;这一信念推动他孤身展开反向调查,与控方的案件主张相冲突。帕茨后来供认罪行,似乎证实了安德鲁的判断,但这份认罪究竟能解决多少问题,仍被已经造成的伤害所笼罩。
身份与背景
缓刑委员会的记录显示,帕茨有涉及猥亵侵害及殴打的犯罪和指控史,其中包括针对未成年人的罪行;一项指控被撤销,另一项仍待处理。保罗·达菲告诉安德鲁,帕茨二十六岁,住在公园附近的温莎公寓。这份记录表明他是一名已知的性犯罪者,而他住在本遇害的公园附近,使这条线索具有直接的调查意义。但这份记录本身并不能证明帕茨犯下了这起特定罪行。
帕茨与一名十四岁男孩的牵连,又提供了一项令人不安的对照——达菲告诉安德鲁,帕茨曾在一间公共图书馆骚扰一名男孩,而那名男孩与本同龄。安德鲁将此事视为调查的起点,而非结论。随着他根据帕茨的案底、住处和似乎能够接近公园的条件在心中拼凑证据,这一区别很快变得模糊。
安德鲁的追查
侦探在纽顿警察局(帕茨受讯与雅各布被关押的纽顿警察局)讯问帕茨时,他静坐在讯问室里,侦探们则在外面的屏幕上观看他的影像。录影摄像机藏在一座校舍钟里,但侦探必须告知帕茨摄像机在场,并取得他的录影同意。安德鲁敦促调查人员继续讯问——他认为帕茨熟悉公园及其早晨的日常情况,承认案发当天早上曾在那里,而且体格足以制服受害者。在安德鲁看来,动机、手段和机会都相互吻合;他希望在帕茨的律师结束讯问前取得认罪供述。
安德鲁的确信在讯问结束后愈发强烈。雅各布被大陪审团起诉后,他仍维持跑步习惯,跑过冷泉公园,来到温莎公寓,越来越确信帕茨负有责任。他在停车场里发现帕茨那辆李子色福特探针车,并认出那是达菲调查时得知的车辆。这辆车以及帕茨与当地的已知关联,成为安德鲁私下怀疑模式的一部分,尽管两者都不能证明他有罪。
后来,安德鲁连续数周在早晚跟踪帕茨,观察他去敦肯甜甜圈店,以及在斯台普斯办公用品店工作。他还看到帕茨在冷泉公园附近逗留、在布赖顿的一家麦当劳免下车餐厅用餐,并独自去看电影。观察到的日常活动并没有显露出特别可疑的行为;安德鲁也知道,单凭马特·马格拉斯的说法,若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很难说服陪审团。然而,没有新的不利事件出现,并未动摇他的信念。相反,帕茨生活中平淡无奇的日常令安德鲁沮丧;雅各布可能受牺牲而帕茨却逃脱惩罚的念头,逐渐成为他的执念。
线索与审判
马特·马格拉斯向安德鲁讲述了帕茨结束两人交往的一个重要动机——帕茨开始对另一名男孩感兴趣,那男孩早上会从他公寓附近的公园经过。安德鲁问那个男孩是谁时,马特指出正是遇害的孩子。马特还告诉安德鲁,帕茨曾向他勒索钱财。这些信息为安德鲁提供了一套将帕茨与本联系起来的叙述,但安德鲁明白,仅凭马特一人的证言,很难在法庭上采用。
在雅各布的审判中,辩方让帕茨的犯罪记录和安德鲁为追查他的主张进入视野。一名证人证实,帕茨有涉及男童的犯罪记录;讯问还着重指出,调查人员起初没有明显的嫌疑人,而一名已知的犯罪者住在公园旁边,是一项相关信息。另一段证词证实,安德鲁希望追查帕茨,并且有间接迹象显示帕茨可能涉案。审判因此揭示了一道影响重大的分歧——安德鲁认为帕茨是一条必须调查的线索,而针对雅各布的案件却继续推进,未能让安德鲁满意地排除这一替代嫌疑人。
安德鲁在自己的证词中也显露出这一信念。当有人问帕茨是什么人时,他脱口而出,说帕茨就是凶手。这句话表明安德鲁确信不疑,并非独立证据。它的分量来自一种反差——安德鲁点名帕茨时信心十足,但法庭上的证据仍未有定论。
认罪与后续影响
帕茨收到传票后自杀身亡,并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认罪信。乔纳森·克莱因报告说,当局已经确认笔迹,认罪信确为真迹。帕茨在认罪信中承认自己是杀害本的凶手,似乎回答了安德鲁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不断追问的问题。这封信出现时,安德鲁已经跟踪帕茨数周,另一名嫌疑人的说法也已在雅各布的审判中浮现;认罪信彻底改变了案件的意义,却无法抹去此前发生的一切。
认罪信并未恢复巴伯一家在纽顿镇的社会地位。案件结束后,邻居们仍对雅各布的刀、暴力幻想和家族历史感到不安,有些人认为审判突然结束很可疑。尽管雅各布获释,他仍遭到排斥;一家人继续让他在家接受教育,而没有送他回学校。因此,在故事中,帕茨的认罪为谁犯下罪行给出了明确答案,却未能逆转怀疑造成的社会后果,也无法让巴伯一家所受的伤害消失。
叙事意义
帕茨既是一条具体的调查线索,也是安德鲁抗拒控方对儿子所作叙述的焦点。使帕茨成为相关嫌疑人的证据十分具体——他的犯罪记录、与公园的距离,以及马特的说法——但安德鲁的确信超出了他在法庭上能够证实的范围。他长时间监视帕茨,看到的大多只是平凡日常,因此,后来的认罪构成了鲜明反转——安德鲁无法证明有罪的那个人,最终由其亲笔认罪信指认为凶手。
这场反转使帕茨这一角色的后续影响始终带有不确定性,而非其身份本身不明。他的认罪似乎证实了安德鲁的判断,却无法归还雅各布失去的时光,无法恢复这一家人在镇上的接纳,也不能消除人们对他们的怀疑。帕茨迟来地给出了谋杀案的答案,同时也成为一面标尺,显示一家人一旦在公众面前被贴上标签,事实上的结案究竟能修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