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达菲
捍卫雅各布保罗·达菲是一名州警和凶杀案侦探,也是安德鲁·巴伯的密友和经常合作办案的搭档。在本·里夫金遇害案中,他的角色游走于私人情谊与公职职责之间——他协助调查,劝告同事谨慎追查伦纳德·帕茨,之后又把搜查令送到安德鲁手中。两人的友谊使这一公务行为不再只是程序上的转折;达菲后来作为证人出庭,则显示这起案件已将他们共同的职业生活卷入多深的冲突。
身份与背景
达菲穿着便服来到安德鲁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敷衍地敲了敲门,随后坐到安德鲁的办公桌对面,显然兴致很高。他进门时的自在,源自早已超越职场的关系。安德鲁说,在自己共事过的警员中,达菲几乎是唯一一位同时也是私人朋友的人。他们经常一起办案,分别担任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首席律师和首席侦探,两家人也彼此相识。
他们亲密关系的一个标志,是彼此在对方家庭生活中占有相应、但不完全相同的位置。达菲让安德鲁担任自己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二的欧文的教父。安德鲁说,如果他相信上帝或教父一类的身份,自己也会为达菲的孩子做同样的事。他认为达菲比自己更外向、更热情,也更富感情,但他把这种差异视为互补,而非隔阂。他们的友谊不只是安德鲁工作上的便利,更是一种家庭联系和长久的私人情谊。
安德鲁对达菲的印象不仅由感情塑造,也受时间影响。庭审时,达菲穿着蓝色西装外套、印花领带和灰色法兰绒长裤,按他平常的标准算是相当正式。安德鲁觉得他的举止仍带着几分少年气,并说在自己眼里,达菲一直是二十七岁——他们初识时的年纪。这番描述表明,尽管案件为这段历史赋予了新的、难以承受的含义,安德鲁对朋友的印象仍扎根于两人的漫长交往。
参与调查
调查转向伦纳德·帕茨时,达菲反对操之过急。他建议把帕茨的照片拿给人看,确认是否有人能认出他在案发当天早晨出现在冷泉公园;也可以找帕茨的邻居谈谈,或者若要接触他,也不妨装作漫不经心,免得惊动他。达菲的考量很实际——警方若逮捕帕茨,帕茨就会找律师,调查人员或许会失去唯一一次与他谈话的机会。这项建议体现了一名侦探的倾向——先尽可能搜集信息,再采取可能断绝接触机会的行动。
达菲也参与了麦考密克学校的调查。下午两点,他和安德鲁接管校长办公室,询问最优先的证人——本·里夫金的密友、经由冷泉公园步行上学的学生,以及明确要求与调查人员交谈的学生。两人安排了二十四次访谈,其他犯罪预防与控制单位的侦探则同步进行访谈。安德鲁明白,这些交谈大多可能很简短,也未必有收获,但调查人员仍广泛展开询问,寻找线索,并未预先认定访谈一定能找到答案。
安德鲁后来在想要谨慎行事时依赖达菲,也再次凸显了两人的职业搭档关系。安德鲁觉得独自行动不够稳妥,便打电话给达菲。这个简短的决定表明,长期以来的信任使达菲自然而然地成为安德鲁愿意商量的人。调查或许会给他们的友谊带来压力,但此时安德鲁仍把达菲视为可靠的同事。
友谊承受机构压力
当调查触及安德鲁自己的家人时,这份信任便有了更尖锐的意味。来到安德鲁家门口、把搜查令交给他并为此道歉的警员,正是达菲。这一举动虽短暂,却承载着两人既有关系的分量——这位原本会坐在安德鲁家餐桌旁的朋友,如今对安德鲁的家人执行公务。私人情谊并未阻止调查进入安德鲁的家;达菲的道歉也无法让搜查令变成同事间寻常的交接。
这种紧张并未使达菲沦为对手。安德鲁对他的态度依然牵系着深厚情谊,而庭审后来更明确地展现了职业义务与私人往事的交叠。达菲出庭作证时,安德鲁不仅描述他的穿着,也提到他在自己记忆中一贯熟悉的少年气。法庭让多年的朋友成为证人,而安德鲁的回忆仍将证人与自己相识多年的那个人联系在一起。
达菲与安德鲁的关系,也不同于安德鲁与辩护律师乔纳森·克莱因的关系。安德鲁尊重克莱因的才智和见识,但两人之间的信任有着不同的基础;达菲则是与安德鲁一起办案、交往并共享家庭联系的朋友。这种对照有助于说明,达菲针对安德鲁家人采取的公务行动,为何带有一种克莱因在法庭上的律师角色并不具备的私人冲击力。
审判与情谊的限度
庭审将达菲与安德鲁的友谊带入公开记录。他出现在证人席上,本身就意味着两人关系的场景发生了变化——曾经坐在安德鲁办公桌对面的侦探,如今成了这起席卷安德鲁一家的案件中的证人。安德鲁的描述饱含情谊,但法庭的环境清楚表明,这份情谊并不能抹去达菲所承担的机构职责。
证词还呈现了一个时刻——安德鲁得知达菲曾参与一件他此前并不知情的事情。这一揭露让安德鲁大受打击;他原本怀疑过类似的情况,却不知道达菲本人也参与其中。达菲看见安德鲁脸色骤变,自己也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这一幕呈现出友谊的边界及其代价——安德鲁相信达菲与自己亲近,并不意味着他知道达菲做过的一切;达菲也无法仅凭道歉消除伤害。
后来,达菲告诉安德鲁,安德鲁的律师曾联系他,因为律师在纽顿镇或剑桥一直没有取得进展。他继续参与此事,说明即使信任受到损伤,两人的关系仍有实际影响。达菲依然是案件与安德鲁的私人困境交汇的渠道,只是如今这种帮助必须与安德鲁已经得知的事情以及达菲的道歉并存。
叙事作用
达菲的重要性,在于多重角色持续碰撞,而非某一次决定性的介入。他是与安德鲁一同询问证人的可信任侦探,是反对过早对质帕茨的谨慎调查人员,是把搜查令送到安德鲁家门口的朋友,也是必须在庭审中作证的多年同事。每一种角色都由两人既有的关系支撑,因此公务行为带有私人后果,却仍然是公务行为。
叙事还让达菲的出场形成一种反复出现的接近与打断模式。他自在地走进安德鲁的办公室;后来又手持搜查令站在安德鲁家门口;到了庭审时,则出现在证人席上。这些场景转换记录了两人友谊所处条件的变化。达菲从来没有彻底置身案件之外,也无法安稳地留在安德鲁的私人圈子里——调查一次又一次让他同时处于这两个位置,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难以让安德鲁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