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是两段不同人生中的重要场景——霍华德·瑟曼逐渐形成的志业，以及托马斯·默顿从不安定的学生生活走向天主教信仰的历程。对瑟曼而言，在那里度过的暑期学习帮助他将学术能力转向牧职与反思思考；对默顿而言，哥伦比亚学院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与社交天地，友谊和师长引导他转变兴趣。两人的故事并未在这些叙述中交汇。相反，大学反复成为一个场所——教育经由不同路径开启灵性转变。

学习与方向转变之地

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一些具体经历进入叙事，而非以对该校的概括性描绘出现。瑟曼就读莫尔豪斯学院期间，曾连续两个暑季在那里修课。默顿则在剑桥经历艰难的一年并返回纽约之后，才入学。两段经历在情境与基调上各不相同——瑟曼的故事强调他的思想习惯与志业目标如何改变；默顿的故事则始于活跃的校园生活，逐渐转向神学与皈依。

在两段叙述中，大学的重要性都在于那些让学习产生深远影响的人与相遇。一门课程可能纠正瑟曼的自信，或赋予他一种持久的问题处理方法。对默顿而言，教学可以揭示连贯的思想传统，而一次友谊，甚至误入一间教室，都可能使他接触到原本并未主动寻找的思想。因此，哥伦比亚大学与其说是固定不变的背景，不如说是一个学术生活屡次动摇既有方向的场所。

瑟曼的暑期学习与牧职抉择

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第一个暑季，瑟曼第一门课的成绩十分出色，这份成功助长了他的自负。他后来形容自己变得惹人厌烦；莫尔豪斯学院的一位喜爱的教授终于告诉他不要再在课堂上发言。叙述称，这番斥责似乎治好了这个问题。这里的学业成就并未被描绘成单纯的胜利——起初它放大了自我重要感，随后教师直接介入，改变了他的行为。

第二个暑季带来了另一种影响。瑟曼选修一门反思思维课程，学会运用反思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修过的最重要的一门课”。这门课的重要性不只在于传授学科知识，更在于提供了一种可以带出课堂的思考方式。它为他的思想发展赋予了实践性的训练，与第一个暑季让他学会克制的教训形成对照。

星期日的经历扩大了他在纽约这段时光的影响。瑟曼去第五大道长老会教堂礼拜；那里的美感与形式主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从未去过这样的教堂。暑期牧师雨果·布莱克博士的举止、思想与讲道技巧也令他印象深刻。这些经历与莫尔豪斯学院教授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到了大四开学时，瑟曼已决定以牧职为志业。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是他志业转变这一更大历程的一部分；它并非唯一原因，却是学习、礼拜与讲道典范汇聚之处。

默顿的校园生活与友谊

默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岁月起初似乎与修道生活相去甚远。在哥伦比亚学院，他成了校园里引人注目的人物——加入兄弟会，为幽默杂志撰稿，参加田径队选拔，短暂地对共产主义产生兴趣，编辑年刊，还大声演奏爵士乐。一位朋友记得他是“我见过最吵闹的混蛋”。这一连串活动与朋友直率的描述，展现了他早期在校园中的强烈存在感；也让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与后来成为熙笃会严规派修士的自己之间的反差。

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些友谊的发生之地，这些情谊延续到了学生生活之后。诗人罗伯特·拉克斯成为默顿终生的朋友与影响者。爱德华·赖斯后来撰写了默顿的第一部传记《梧桐树中的人》。印度教僧侣布茹阿马查里鼓励默顿阅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效法基督》。另一位朋友罗伯特·吉鲁后来成为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的编辑；该出版社出版了默顿早期的自传《七层山》。因此，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向多个方向延伸——通向灵性阅读、持久的个人影响、传记写作与出版。

默顿本人认为哥伦比亚大学胜过剑桥。他说，与剑桥相比，“这座乌烟瘴气的大工厂充满了光亮与新鲜空气”，而且“空气中有一种真正的思想活力”。这个意象同时呈现了两种特质——这所大学在物质环境上被描述为烟尘弥漫、像工厂一样，却在思想上充满生气。他的评价有助于说明，为何哥伦比亚大学既能容纳他喧闹多样的学生活动，也能拓展他的思想。

师长、神学与皈依

丹·沃尔什的神学课程成为默顿寻求信仰知识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令默顿印象深刻的是，沃尔什将天主教神学呈现为一个整体，而非彼此竞争的学派与体系。在他的讲述中，神学家们相互补充，从不同角度阐明同一真理。这门课提供了一种思想连贯的范例，帮助默顿逐渐走近天主教思想。

默顿也受到天主教哲学基础的吸引。艾蒂安·吉尔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强调上帝是纯粹的存在，帮助他认识到，任何观念或意象都无法充分界定上帝。他后来回忆，自己由此“对天主教哲学和天主教信仰产生了极大的敬重”。这种思想上的吸引并未使他倾心于每一种神学路径——与托马斯·阿奎那的辩证思辨神学相比，他较少受其吸引，而更倾向于奥古斯丁灵性且神秘的道路。

马克·范多伦通过文学以及一次偶然相遇的情境影响了默顿。默顿报名参加一门历史课，却走错了教室；他发现范多伦正准备讲授莎士比亚的作品，便留了下来。他认为这是自己大学期间最好的一门课，因为课程使他接触到他视为根本的问题：“生命、死亡、时间、爱、忧伤、恐惧、智慧、苦难、永恒。”这段经历表明，思想上的发现并非总能预先计划——走错教室，却进入了一门帮助他界定学习意义的课程。

尽管没有人催促他皈依，默顿还是开始考虑皈依。经过反思，他逐渐明白，上帝早已长久地引导他走向改变，只是当时他并未察觉。犹豫之后，他步行前往哥伦比亚校园旁的圣体天主教堂，接受教理指导。他把洗礼看作灵性生活的开始，而非终点；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段旅程会有多么艰难。教堂靠近哥伦比亚大学，使叙述呈现出一个具体的门槛——从课程与校园友谊走向宗教承诺，发生在同一个纽约场景中。

两段叙事中的意义

大学在叙事中的重要性，来自两条人生轨迹之间的对照。瑟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短暂，且集中于暑期，但反思性学习、纠正、礼拜以及接触一位讲道者，都促成了他的志业抉择。默顿的求学经历则展现了更为宽广的学生生活图景——友谊与多样的活动伴随着神学和文学课程；在他决定寻求天主教教理指导之前，思想好奇心与灵性阅读已逐渐累积。

两段叙述都没有把教育描绘成简单而不中断的上升过程。瑟曼早期的学业成功助长了过度自信，直到教授出面纠正；默顿在校园里以喧闹著称，却同时拥有使他转向信仰严肃问题的友谊与课程。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彼此对照的面向——纪律与热情、正式礼拜与偶然发现、思想探索与个人转变——在这里得以相遇。由此产生的并非瑟曼与默顿共同拥有的一段大学故事，而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叙述，展现大学环境如何成为人生方向转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