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弗福德学院

哈弗福德学院展现为一所具有塑造作用的贵格会院校，在那里，学术研习、个人危机与宗教承诺彼此交汇。通过与鲁弗斯·琼斯的联系，以及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群体，学院塑造了霍华德·瑟曼对自身使命的理解，为道格拉斯·斯蒂尔提供了长久的学术与灵性归属，并在托马斯·凯利经历痛苦的失败后给予支持。本书呈现学院的方式，与其说是通过其物质环境，不如说是通过那些人生与工作在此交会的人物。

一所贵格会学院与教师网络

哈弗福德的重要性主要通过人际关系展现出来。1928年，鲁弗斯·琼斯邀请道格拉斯·斯蒂尔加入教职；后来，斯蒂尔接替他担任哲学系主任。琼斯也成为霍华德·瑟曼的导师；1929年，瑟曼来到哈弗福德进行一个学期的独立研习。多年后，凯利获聘于哈弗福德，使他与琼斯和斯蒂尔都结为朋友。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中，学院显现为一处能够通过学术研究、交谈、教学与共同实践来探讨宗教经验的地方。

哈弗福德所扮演的角色，并未使它成为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场所。学院的贵格会信念包括静默敬拜、和平主义与社会正义；这些关切影响着教师们面对的抉择，也关系到他们在学院之外所从事的工作。相关记述着重呈现人物与思想之间的联系，而非建筑或校园地理——在这些叙述中，哈弗福德的特质通过导师指导与思想上的相知相伴得以显现。

霍华德·瑟曼与鲁弗斯·琼斯共度的学期

瑟曼前往哈弗福德的缘起，是一本书。在参加宗教教育会议期间，他买下鲁弗斯·琼斯的《在大学中寻觅生命之路》，坐在教堂台阶上，一口气读完。这次接触使他下定决心要跟随琼斯研习。一位朋友代为询问后，琼斯邀请他到哈弗福德进行一个学期的独立研习。瑟曼辞去牧职，接受了邀请。医生建议他的妻子去气候较温暖的地方，于是她带着女儿回到亚特兰大家中养病。

瑟曼于1929年1月抵达。获得高等教育宗教全国委员会的补助后，他在研究生宿舍住了一个学期。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当时内心迫切的心情：“我极其渴望滋养自己灵性的内在领域；即使在那时，它们也已迫切地要求得到关注。”在哈弗福德，他听了琼斯的所有讲座，并参加了一个关于迈斯特·艾克哈特的研讨班；他觉得那“令人兴奋、深受启发，远远超出我以往的任何体验”。他还参加星期三晚上的贵格会聚会，经常受邀发言。琼斯为他指定神秘宗教方面的阅读材料，两人定期讨论；瑟曼还撰写了几篇关于著名神秘主义者的论文。

这个学期成为一个转折点，而非一段彼此孤立的研习时期。在总结中，瑟曼称它是“一次关键的经历，一个分水岭；此后，我工作生涯余下岁月所投入的许多思想与努力，都由此涌流而出”。这段经历的影响延续到他后来的牧职中——对上帝临在的深刻觉察，成为他许多工作方面的重要基础。学期结束后，他回到亚特兰大，并在斯佩尔曼学院和莫尔豪斯学院接受教职。由此可见，哈弗福德在他的故事中既是一个集中的节点，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学期的研习，重新引导了他后来服务事业所依凭的学术与灵性资源。

道格拉斯·斯蒂尔的学术与宗教归属

在道格拉斯·斯蒂尔后来成为知名贵格会思想家之前，他便与哈弗福德建立了联系。1928年，鲁弗斯·琼斯邀请他加入教职；此前，斯蒂尔已在牛津接触贵格会，并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1931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弗里德里希·冯·许格男爵；许格的著作《宗教的神秘因素》探讨了斯蒂尔本人十分关注的领域。在哈弗福德，他与琼斯建立了持久的学术关系，后来还接替琼斯担任哲学系主任。

学院的贵格会身份也构成斯蒂尔作出宗教抉择的背景。在后来一段反思时期，天主教修道生活的灵性资源令他印象深刻，但他同时也是一所贵格会学院的教授。他珍视贵格会的静默敬拜、和平主义、社会正义与神秘主义传统，也珍视贵格会同事的信仰。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于1933年成为坚定的贵格会信徒；琼斯所持的信仰令他难以抗拒。因此，哈弗福德不仅是他的工作场所——学院的学术与宗教群体，也是他选择一种传统来引导人生时所处背景的一部分。

斯蒂尔的工作也使学院的影响超越了眼前的学术环境。他与琼斯协助创办彭德尔山，一处贵格会资源与静修中心。后来，斯蒂尔成为广受认可的学者、神学家和哲学家，并通过美国全国教会理事会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参与普世合一工作。这些后来的活动并不意味着哈弗福德是它们唯一的成因；它们所显示的是，一段师生关系与一种贵格会院校环境，如何成为更广泛的教学、宗教交流与服务模式的一部分。

托马斯·凯利与挫折经历

在经历一段工作不稳定与疾病缠身的时期后，哈弗福德进入托马斯·凯利的生命。1934年12月精神崩溃后，他接受了夏威夷大学为期一年的聘任，希望既能获得更高薪酬，也能研习东方宗教与哲学。在夏威夷期间，他收到哈弗福德的聘任邀请；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既能实现梦想，也能重新与贵格会建立联系。在学院里，他与鲁弗斯·琼斯和道格拉斯·斯蒂尔结为朋友，两人都与他一样对神秘主义传统感兴趣。

这项聘任带来的希望，恰逢一场严重的学术失望。凯利希望在动身前往夏威夷之前于哈佛大学答辩，但教师们建议他等回去后再答辩。考试最终举行，结果却是一场灾难。这次失败对他打击很大；他的儿子称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脚下崩塌”。他的妻子担心他会精神崩溃、轻生，或陷入无法复原的抑郁。斯蒂尔和哈弗福德校长向凯利保证，考试结果不会影响他在学院的地位，也不会公之于众。在结果威胁到他的信心与前途之际，他们的回应为他提供了实际保障。

到1937年末，凯利形容自己“正因临在的经验而动摇；那并非我寻求的东西，反倒是它寻到了我”。1938年1月，他向一个青年友人小组发言时，儿子注意到，他不再只是以教授的身份讲述自己读过或观察过的经验。他开始分享自己与灵性经验之间亲密的关系。记述并未将这一转变单纯归因于哈弗福德或考试失败，而是把两者都置于凯利转变所处的情境中——在他与神秘主义的关系逐渐成为亲身经验之际，学院提供了持续的工作和给予支持的同事。

院校意义

综合来看，这些传记使哈弗福德成为一个塑造人的场所，而非单一事件的背景。瑟曼的学期将有系统的研习与贵格会聚会及个人讨论结合起来；斯蒂尔的聘任发展为长期的学术合作，也促成了他对宗教归属的抉择；凯利的职位与同事，则在一次令人崩溃的考试之后帮助维护了他的地位。学院的意义在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结果，而不是每个与之相遇的人都得到相同的结局。

这些故事也展现了哈弗福德如何把默观探索与实际责任联系起来。瑟曼将对上帝临在的研习带入牧职与教学；斯蒂尔把学术研究与贵格会服务及普世合一参与结合起来；凯利后来的工作与见证，则是在一个曾帮助他度过职业危机的群体中逐渐发展而成。在书中的叙述里，这所院校的影响因而是关系性的，也是累积而成的——教师邀请学生，同事彼此扶持，而在学术环境中研习的思想，继续延伸到宗教与公共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