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躲避灾祸而离开疫病中的佛罗伦萨
十日谈佛罗伦萨瘟疫既是一场公共灾难，也是《十日谈》中讲故事的避难所之所以必要的背景。瘟疫于1348年抵达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此前已从东方向西蔓延；它使各种疗法失效，割断邻里与家人之间的联系，并迫使人们逃离家园。众人离开疫城，为后续故事提供了直接的背景与目的——在恐惧、失落和社会瓦解之中，共同努力保全健康与生命。
瘟疫传入及其发展
记述将瘟疫抵达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的时间定为1348年。此前数年，瘟疫已在东方出现，在那里夺去无数人的性命，并不断从一地蔓延至另一地，最终抵达西方。叙述者提出了不止一种关于其起源的解释——它可能是天体运行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上帝因人类罪行而降下的公正惩罚。这些说法是当时流传的解释，并非已经确定的病因结论。
无论是城防准备还是宗教祈祷，都未能阻止瘟疫暴发。官员清理城市，禁止病人入城，并采取措施维护健康；虔诚的人们也反复祈祷，有时举行游行祈祷，有时以其他方式祈祷。然而，瘟疫仍在春季初开始显露其可怕的影响。有组织的防范与瘟疫步步逼近形成对照，展现出一个本应提供保护的措施却全然无力的世界。
症状与疗法失效
记述描述了腹股沟或腋下出现的肿胀，普通人称之为瘟疫肿块。有些肿块大如苹果，另一些大如鸡蛋，也可能出现在身体其他部位。不久，身体上便会出现黑色或青紫色斑块，往往先在手臂和大腿上出现，随后蔓延全身。斑块的大小和分布各不相同，但与肿块一样，都被描述为死亡将至的征兆。
医生的建议和药物似乎全无用处。叙述称，感染本身可能难以治疗，也可能是医生的无知使他们无法辨明病因、采取适当应对；叙述还指出，许多行医者从未受过医学训练。痊愈者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在症状出现后三天内便会死亡，有时甚至没有发烧或其他并发症。因此，文本既记述了症状与病情迅速恶化，也呈现了故事中人们所能掌握的医学知识存在的局限。
传染与恐惧
接触使危险显得无处可逃。叙述者说，与病人交谈或来往可能使健康者染病，甚至触碰病人用过的衣物或其他物品，似乎也会传播瘟疫。他强调，这并非单纯的传闻——他讲述自己曾看见两头猪翻拱、抛弄一名死于瘟疫的穷人留下的破布，随后不久便倒在破布上死去。这一事件表明，受污染的物品与接近病人一样，都会令人恐惧。
这些说法引发了种种恐惧与猜测，最终都导向一个残酷而实际的结论——避开病人及一切与他们有关的事物。自我保护的冲动由此成为遗弃他人的力量。邻居互相回避；亲属很少探望或交谈，除非隔着一段距离；兄弟、叔伯、姐妹、丈夫、妻子，甚至父母与子女，都因恐惧而分离。病人只能依靠少数出于慈善而来的朋友，或被异常高额报酬吸引来的仆人。那些仆人往往缺乏经验，所做的可能不过是把病人索要的东西送来，或记下他们何时死亡；许多仆人也在照料过程中丧命。
照料人手的匮乏也改变了护理病人的情形。需要协助的妇女，若因病情所迫，可能不得不让男性照护者——无论年轻或年长——看见自己的身体；平日里，她们本会期待由女性照料。记述指出，幸存者事后或许会变得不那么羞怯。记述还强调了遗弃造成的人命代价——有些死者若能及时得到照料，本可能活下来；因此，死亡不仅源于瘟疫的猛烈，也源于周围照护体系的崩溃。
面对灾难的应对方式
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居民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防范方式。有些人组成小团体，躲进没有病人住过的房屋，节制饮食，避免过度，并以音乐消遣，同时拒绝听取外界消息。另一些人主张采取相反做法——他们纵情饮酒，从一家酒馆转往另一家，唱歌、嬉戏、满足欲望。许多房主抛下房屋与财物后，陌生人便闯入屋内，仿佛那些房子属于自己。然而，即使是纵酒作乐的人，也尽力避开病人。
第三种应对方式是逃离。许多人只顾自己，抛下城市、家园、亲属和财产，前往乡间住所。他们的逃离并不能保证安全——不同主张的人在不同地方染病，往往无人照料；一些原本健康的人，也不得不承受自己曾施加于他人的遗弃。记述并未把退避、纵欲或逃离说成确保安全的方法；它们都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应对方式，却没有一种能可靠地战胜危险。
瘟疫与讲故事的众人
众人的撤离使全书的框架与瘟疫直接相连。聚会临近结束时，国王回想起这些年轻人离开泰达尔多家族故事中的佛罗伦萨，是为了保全健康与生命，远离城中不断可见的苦难。他说，他们离开已有将近十五天。尽管他们吃喝、跳舞、唱歌、讲故事，他却没有看到任何应受指责的行为，所见只有礼节、和睦与亲密。他提议第二天早晨返回，一方面是为了避免逗留过久，另一方面是因为众人已在附近为人所知，可能会失去避难处的清静与舒适。
其他人讨论了这一提议，最终一致认为这样做有益且合宜。因此，瘟疫不仅构成开篇的危机，也决定了众人逃离的时长与限度——避难之地能够提供喘息，却无法使他们永远与城市及其危险隔绝。在日常义务瓦解之际，有序地轮流讲故事成为一种暂时的陪伴形式；返回的决定则表明，这处避难所仍处于众人最初逃离的灾难持续威胁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