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谋杀害肥胖少校

刺杀肥胖少校的阴谋，是南越将军对一名疑似间谍的回应，也是对无名叙述者忠诚与否的考验——指控站不住脚，命令却很直接，而被指派执行任务的两人必须决定如何将命令付诸行动。这项计划也标志着南越将军重新开始政治谋划。他谈到等待再次作战的机会，随后把拟议中的杀人任务交给无名叙述者和邦，使他们共同的军旅经历与新的暴力行为捆绑在一起。

猜疑与南越将军重拾目标

南越将军对肥胖少校的指控并非建立在间谍活动的证据之上。他列出三条理由——少校是华人，他的家人在西贡过得格外富足，而且他很胖。南越将军把少校家人的富足视作有人在保护他们的证据，推断共产党当局了解军官及其家属，而且没有其他军官的家人在国内过得富足。克劳德提醒他，单凭华裔血统不能证明一个人是间谍，南越将军却坚称自己并不种族主义，并声称对待部下一视同仁。他的辩解并未消除矛盾——族裔猜疑和个人偏见仍赤裸裸地夹杂在这项指控之中。

无名叙述者明白这种推理的危险。他无意中帮助把猜疑引向一个他知道可能无辜的人，后来还把这次得手形容为一场令他懊恼的胜利。这项错误指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没有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把一项不确定的情报判断变成了死刑判决。南越将军没有要求进一步调查；他认为仅凭猜疑就足以纠正他所称的错误。

与此同时，南越将军把拟议中的杀人行动放在更宏大的政治抱负之中。他在西贡有联系人，尽管没有直接与他们联络的办法；他告诉克劳德，自己只是在等待时机。他声称自己的士兵并未放弃，只需要一个作战机会。因此，这项阴谋既关乎一项针对某个疑似间谍者的私人决定，也关乎南越将军试图恢复权威，并在流亡追随者中组织抵抗。关于未来军事行动的谈论并不能证明少校有罪；它所表明的是，政治计划多么容易把一项可疑指控纳入其中。

命令与分工

无名叙述者宣称效忠南越将军，而南越将军随即让这番表态变得切实重要。他提醒无名叙述者，少校是由他挑选的，并称由此造成的错误必须得到纠正。无名叙述者不会独自行动——南越将军已经和邦谈过这个问题，并指派两人共同处理。他把具体方法留给两人凭想象力和本领决定，一面称赞无名叙述者过去的表现，一面明确表示，挑选少校是他必须弥补的失误。

命令只是分摊责任，而不是免除责任。无名叙述者被告知要想出解决办法，因为他更熟悉当地；邦则接下较肮脏的实际工作。无名叙述者问邦是否真的认为少校是间谍，邦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自己是个听命行事的大兵。随后他把问题反问给无名叙述者——由聪明人负责策划，邦则负责杀人。他们的交谈表明，服从命令是他们采取行动最直接的理由，但两人都没有证实少校有罪。

策划是在一桩日常购物中进行的。邦在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上观看棒球赛，无名叙述者则兑现了一张美国国税局寄来的退税支票。他用这笔钱买了足够两人喝完接下来一周的酒，并把喝酒想象成一种自愿选择的失忆方式。两者并置颇有意味——一笔微薄退税和柜台上的几瓶酒，成了国家命令下的杀人行动的背景。无名叙述者对美国税收和革命性再分配的思索，揭示了他对收留自己的国家以及流亡同胞的矛盾依恋，却无法消除他参与这项计划的事实。

武器、关系与共谋

邦最先拿出一支锯短枪管的双管霰弹枪，枪藏在收银台下面。无名叙述者反对使用它，认为那样会把杀人弄得一团糟。邦还备有另一件武器——一支短管.38 Special左轮手枪，放在柜台下的雪茄盒里，和无名叙述者以前服役时的配枪一模一样。换用这件武器使准备工作更加深思熟虑。霰弹枪因为不合适而被弃用；左轮手枪则提供了无名叙述者所要求的可控替代方案。

枪支来源的关系让这项计划更加复杂。邦解释说，是少校帮他们弄到这支枪的，因为少校会说中文，也认识唐人街的华人帮派。如今被列为死刑目标的人，凭借自己的语言能力和人脉，帮助他们取得了杀害自己的工具。这并不能证明少校是间谍；它所表明的是，一般的人际关系如何会被重新说成可疑证据，继而被用来参与针对关系源头的阴谋。

邦的表情是这场情景中唯一明显的情绪变化——这一年来他几乎从未显得开心，此刻却第一次看起来很开心。无名叙述者认为，这对邦而言是身处困境时能够得到的补偿；他也意识到，很快还会有另一个人陷入困境。他们的战友情谊依然存在，但两人承担的角色并不对等——邦欣然接受暴力，无名叙述者则仍须对行动的设计，以及最初把少校置于猜疑之下的选择负责。

暴力、记忆与计划的局限

更广阔的叙事把这项阴谋置于一连串暴力被实施、旁观和描述的场景之中。拍摄电影时，扮演临时角色的越南难民演出抓捕和折磨宾与皮特·阿塔克斯的场面；摆拍的水刑用到一块布、一块木板和阿塔克斯的水壶，无名叙述者则思索模拟审讯需要付出多少体力。这一场景明确发生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并非对肥胖少校的杀害；但它对暴力所需劳作与调度的关注，为刺杀计划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背景——暴力可以被组织成一项任务，交由演员或下属执行。

后来恢复的一段记忆更为阴暗，但并不属于策划过程。无名叙述者回忆起共产党女特工在一间被称作电影院的房间里遭到审讯；肥胖少校当时与克劳德和三名警察在场。少校有权管理这场审讯，却把具体执行交给了警察。无名叙述者目睹他们性侵这名女特工，抗议说这样做不对，并要求单独和她待一会儿，却没有制止性侵。这段回忆揭示了肥胖少校卷入制度性暴力的另一个场景，但并不能证明这件事导致了此前的阴谋，也不能证明它构成了南越将军明言的猜疑依据。

这项计划的关键意义在于指控与行动之间的落差。少校家人的富足、他的血统和体形都被当作线索；南越将军的政治野心把这些猜疑变成命令；无名叙述者和邦则把命令转化为分工与武器选择。这一情节以准备工作而非杀人本身收尾。因此，悬而未决之处既关乎道德，也关乎实际——两人已经选定目标和左轮手枪，但目标是否有罪仍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