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要求叙述者开枪杀死自己
同情者政委要求无名叙述者开枪杀死自己，是审讯中的一个转折点——看似放人的提议变成了考验，既要看无名叙述者能否说出自己想要什么，也要看这两位朋友能否在营地活下来。手枪始终没有击发。相反，政委放下手枪，留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把自由与一个无名叙述者尚未给出的答案捆在一起。
背景与对无名叙述者的指控
这场对峙发生在再教育营指挥官要求无名叙述者解释他对父亲做了什么之后。无名叙述者坚持说自己什么也没做，接着想起自己曾写信给曼，说希望父亲死去。再教育营指挥官把这个愿望当作罪证；政委又补充说，是一名特工安排了杀害其父亲的行动，并描述了那场死亡——刺客供认时，父亲头部中了一枪。再教育营指挥官认为父亲是殖民主义者和宗教代言人，并停下来思考，仅仅希望他死去是否就足以使无名叙述者有罪。
因此，这一幕的关键在于区分造成一件事与渴望它发生。无名叙述者没有安排这起暗杀，但他写下的愿望是寄给一位理解言语力量、也可能按照他的愿望采取行动的革命同志的。在审讯中，无名叙述者从否认责任转为承认自己希望父亲死去。这一承认并未解决他的处境，反而引出了一个要求——让他宣告自己想要什么。
要求与手枪
再教育营指挥官和医生离开后，政委问什么比独立与自由更珍贵。无名叙述者先回答幸福，接着说爱，最后才说自己不知道，并表示希望自己死去。留美记者桑尼和肥胖少校鼓掌；政委拔出手枪。无名叙述者想象死亡会让他从一段痛苦太久的人生中解脱，但这把武器并没有成为他自尽的手段。
政委放低手枪，在无名叙述者身旁跪下，解开缠在他右手上的布袋和绳子，再把一把托卡列夫手枪放进他手中。无名叙述者的手上留着他们兄弟盟誓的红色印记。他若没有帮助便无法把枪握稳，于是政委用他的手指环住握把，扶稳枪管，并把枪口抵在自己的两眼之间。他要求无名叙述者开枪，说只有无名叙述者能做到。这一要求颠倒了他们熟悉的角色——被绑住、精疲力竭的囚犯成了可能施加死亡的人，而政委则把自己交到了朋友手中。
无名叙述者问为什么。政委说，他几乎无法忍受看着无名叙述者如此受折磨，却只能通过继续折磨他来救他，因为再教育营指挥官不允许有别的办法。他自己的脸已变得面目全非，无名叙述者主要凭借他的眼睛、声音和笑容认出他。那笑容仿佛漂浮在空洞的脸上，这一描写使这场相遇既亲密又疏离——无名叙述者青年时代的朋友仍可辨认，但当下几乎已抹去了他的面容。
忠诚与生存的考验
政委解释说，只有无名叙述者赎清自己，再教育营指挥官才会放他离开。但逃脱的可能立刻超出了两个人之间的范围。无名叙述者问邦会怎么样，并说如果邦不能离开，自己也不会离开。政委回答，他们两人都会死在那里。他把枪更紧地抵在自己头上，却说自己并不是因为脸而要求无名叙述者杀他；即使无法忍受家人看到自己这副模样，他也愿意活下去。
政委的恳求使无名叙述者的选择与他对邦的忠诚密不可分。他说无名叙述者或许还能救自己和他们的朋友，同时接受自己可能无法获救。这并不是一场已经完成的牺牲——无名叙述者无法把枪夺开，也无法把枪口转向自己，而政委最终松开了他的手。手枪掉在水泥地上。留美记者桑尼和肥胖少校作为旁观者注视着它，仿佛只要做得到，他们就会向无名叙述者开枪，但他们没有身体可以行动。政委和无名叙述者有身体，却都没有开枪。
这次未遂的尝试被表现为一场荒诞而不稳定的喜剧。政委笑了，随后停下来；无名叙述者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听清了，并看见，或者自以为看见，政委空洞的脸上流露出悲伤。笑声并未消除威胁，也没有让这个要求变得无害。它标示出这场戏短暂的崩塌——这些人手里有枪，却无法将它变成行动；看似掌握权力的人最终也陷入共同的无助。
未获回答的问题
政委为自己的软弱道歉，并说明了他几乎忽略的后果——如果他死了，无名叙述者也会死，而邦将被押到行刑队面前。他把手枪插回枪套，再次绑住无名叙述者刚获自由的手，并重申放人的条件。再教育营指挥官或许会因为无名叙述者希望父亲死去而放他走；政委却只有在他能够回答什么比独立与自由更珍贵时才会放他离开。他举手告别，露出他们誓盟的红色印记，然后离去。
他临别时安慰无名叙述者，说自己是为了他好；留美记者桑尼和肥胖少校随即反驳，警告说这样的话只可能意味着坏事。接着，两人播放了一段婴儿尖叫的录音。起初，无名叙述者感到那声音代表着眼前正在发生的苦难，随后才意识到那是一盘录音带；政委离开后，录音仍继续着审讯。因此，要求无名叙述者开枪并没有结束折磨，也没有确保他获释。它揭示了无名叙述者看似可选的道路何其狭窄——认罪、死亡，或以给出某个答案为代价换取自由——而核心问题仍悬而未决。
意义
这一段让政治忠诚变得切身，却并未将它简化。无名叙述者希望父亲死去，却没有亲自实施杀戮，这个愿望仍使他牵涉其中；政委的要求则让他为了友情和可能的营救去实施另一场杀戮。革命义务的言辞和两人之间清晰可见的情谊，都无法提供一条干净的出路。无名叙述者不肯抛下邦，更使个人生存的前景复杂起来。
无名叙述者手上的红色印记，将手枪一幕与两人共同的誓盟联系起来，但这份情谊并不能让任何一人真正采取行动。政委可以放下手枪、引导无名叙述者握枪并提出要求；无名叙述者却只能在帮助下握住它。武器落地后，这一段让他们的关系悬置在温情、胁迫与政治必需之间。政委离开后，关于自由的问题仍然存在；它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无名叙述者必须面对的条件——如果他希望与邦一同离开，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