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森为艾弗里·詹金斯争取重审与治疗并建立信任

布莱恩·史蒂文森与艾弗里·詹金斯之间是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这段关系既成为挑战艾弗里死刑判决的基础，也体现为一种耐心而个人化的关怀。史蒂文森主张，艾弗里的严重精神疾病和创伤经历在原审中遭到遗漏。随着法律工作逐步迈向听证，他们反复谈起巧克力奶昔，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交往惯例——史蒂文森无法把奶昔带进监狱，但他一直努力尝试，而艾弗里则一直开口询问。

一桩由遭忽视的经历塑造的案件

犯罪发生前，艾弗里的生活充斥着虐待、动荡和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十岁时，他与虐待他的寄养父母住在一起；他们把他锁进壁橱、不给他食物，并在他无法满足他们严苛要求时殴打他。他的寄养母亲后来把他带进树林，绑在一棵树上，将他独自留下。三天后，猎人发现了他，当时他的健康状况极差。在严重的医疗问题得到救治后，他被送回寄养照护，而不是安置到稳定的家庭中。

十三岁时，艾弗里开始滥用毒品和酒精；十五岁时，他开始发作癫痫并出现精神病性发作。十七岁时，当局认定他无法受到管束，他也因此无家可归。他进进出出看守所。二十岁时，他在一次精神病性发作中闯入陌生人的家中，误以为恶魔正在攻击自己，随后将一名男子刺死。他的律师在审判前并未调查他的经历。他很快便因谋杀罪被定罪并判处死刑。

史蒂文森后来为他辩护时，重点指出这些遭遗漏的经历意味着什么。他主张，艾弗里的律师未能查明他的背景，也未能提出他的残障与其刑事责任和量刑相关，因此没有为他提供有效的律师协助。这项主张并未否认杀人行为，也没有否认问责和保护公众的必要性；它质疑的是一种诉讼程序——这种程序把艾弗里的行为当作其背后的严重疾病与责任认定及刑罚裁量毫不相关。

为听证会作准备

监狱不允许史蒂文森给艾弗里带巧克力奶昔。尽管如此，每次探视一开始，艾弗里都会问他有没有带奶昔。史蒂文森解释说自己不能把奶昔带进去，并承诺会继续尝试；他借助这个熟悉的请求，帮助艾弗里把注意力转向两人会面中眼前要求之外的事情。与案件的重大利害相比，这种反复的交谈微不足道，却让他们的探视有了稳定的形式。

几个月后，他们安排在法庭上提出有关艾弗里严重精神疾病的证据；史蒂文森认为，这些证据本应在原审中提交。听证会前，史蒂文森前往法院地下拘留室探望艾弗里。从监狱到法院的路程约需三小时。史蒂文森再次照例与他谈起奶昔，随后试着解释庭审中会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证词可能会让他难以承受。一些证人曾在艾弗里接受寄养照护时与他打过交道，专家则会直接说明他的残障。艾弗里态度友善，也愿意配合，但史蒂文森谨慎行事，没有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程序对他来说会很轻松。

听证会持续了三天。专家说明，器质性脑损伤、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可能共同造成严重的精神功能损害。他们解释说，艾弗里的精神病症状和其他严重问题可能促成危险行为，同时区分疾病的影响与对其品格的评判。辩方还追溯了寄养照护制度的失职——艾弗里被从一个问题重重的安置家庭转到另一个；他以前的几位寄养父母后来被判犯有性侵罪，或因对寄养儿童管理失当而被定罪。一些以前的寄养父母承认，他们曾对艾弗里感到挫败，也没有能力满足他的精神健康需求。

史蒂文森将残障作为个人经历与制度责任两方面的问题提出。在法庭上，他把漠视艾弗里的精神疾病比作要求失去双腿的人不借助帮助爬楼梯，或要求失明的人独自穿越繁忙的公路。这个类比针对的是本案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社会往往承认有必要为可见的身体残障提供便利，却更容易轻视那些无法看见的障碍。对史蒂文森来说，承认艾弗里的精神残障并不意味着为谋杀开脱；但这关系到能否公正评估他的刑事责任和刑罚。

返程路上的奶昔

听证会结束时，一名在两人初次见面时曾严厉对待史蒂文森的警员，在史蒂文森离开前与他说了几句话。警员说，法院庭审最后一天结束后，他开车送艾弗里回监狱时，曾把车开下州际公路，在温迪汉堡店给他买了一杯巧克力奶昔。史蒂文森大为震惊。这个举动也改变了这项惯例的意义——史蒂文森曾反复无法带进监狱的奶昔，通过另一条途径送到了艾弗里手中。

艾弗里走进房间时，史蒂文森起初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到了。两人互相确认对方一切安好后，史蒂文森开始照例与他交谈，并开始解释说监狱不让他带奶昔进去。艾弗里打断他，说自己已经喝过一杯，现在没事了。他咧嘴一笑，两人开始谈论听证会。他们聊了一个小时，之后史蒂文森不得不去见另一位当事人。此后，艾弗里再也没有向他要过巧克力奶昔。

这段情景并没有取代法律工作，也没有抹去那些令史蒂文森无法亲自把饮料带进去的限制。相反，它展示了一种实际的惯例如何在探视之间传递关怀，也展示了警员出乎意料的举动如何短暂改变他们交往的条件。史蒂文森曾试图以承诺会继续努力来转移艾弗里的注意力；这次返程之后，艾弗里不再需要提出那个请求。

不同的结果

史蒂文森和他的团队为艾弗里争取到了重审，最终使他离开死囚待决状态。他被安置在一所能够接受精神健康治疗的机构。这一结果回应了史蒂文森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核心论点——在决定正义要求什么时，必须考虑艾弗里的疾病和经历，而不能将它们视为与犯罪和刑罚无关。

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两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法庭上，史蒂文森整理并提出了有关疾病、残障和寄养照护失职的证据；这些内容在艾弗里原来的辩护中付之阙如。在探视时，他不断回应艾弗里的请求，尽管监狱规定使他无法满足请求；艾弗里则通过这段熟悉的对话持续与他交流。只有在艾弗里喝到奶昔后，这杯奶昔才不再成为必要；案件的决定性转变，则发生在艾弗里离开死囚待决状态并开始接受治疗之时。这些变化共同标志着一种转变——从未能顾及他病情的制度，转向能够处理其病情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