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史蒂文森与罗伯特·卡斯顿
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布莱恩·史蒂文森与罗伯特·卡斯顿因一场行动走到一起,目标是将一项宪法裁决转化为一名已在监狱服刑四十五年的男子获释。卡斯顿在安哥拉(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的工厂劳动时失去了几根手指;史蒂文森帮助为卡斯顿十六岁时犯下的非杀人罪争取重新判刑,并在这一努力终于成功时出庭。他们的关系主要通过这项工作呈现——漫长的监禁赋予案件的重大意义、一再举行而延误救济的听证会,以及法官作出裁决后随之而来的释放。
卡斯顿的监禁与获得救济的可能
罗伯特·卡斯顿已在安哥拉服刑四十五年,并因在监狱工厂劳动时失去几根手指而落下残疾。他的案件属于这样一类案件——当事人年幼时犯下非杀人罪,却因此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禁止对这类案件判处终身监禁的刑罚,但获得新判决并不意味着必然获释。史蒂文森与平等正义倡议组织将工作重点放在路易斯安那州已被监禁数十年的少年终身监禁犯身上,并选定卡斯顿与约书亚·卡特作为最先提起诉讼的两起案件。他们的目标不只是修改刑罚——由于两人都已在狱中度过近五十年,史蒂文森的团队争取的是让他们立即获释。
安哥拉监狱的条件构成了卡斯顿长期服刑经历的一部分背景。许多符合救济条件的路易斯安那州当事人,都曾经历充斥暴力、强迫体力劳动和纪律惩罚的监狱制度。卡斯顿失去手指一事,让这段历史成为切身而具体的经历,而非对监狱条件的抽象描述。现有材料没有说明他与史蒂文森的关系超出法律代理的范围,但材料表明,史蒂文森的工作既涉及卡斯顿年幼时被判处的刑罚,也涉及他数十年监禁所造成的后果。
在新奥尔良反复举行的听证会
史蒂文森多次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处理重新量刑案件。三次奔波之后,卡斯顿和卡特都还没有获得新判决。史蒂文森的团队已与地方检察官会面、向法官提交文件,并咨询地方官员,但程序上的努力仍未能扫清获释的障碍。圣诞节前几周安排的第四次听证会,让史蒂文森与当地律师卡罗尔·科林查克再次回到法庭,处理仍使两人无法获释的遗留问题。
这次听证会是更广泛而艰难的法庭程序的一部分。路易斯安那州奥尔良堂区的法院大楼人满为患,听证会也常常未能按预定时间开始;在繁忙的案件排期中,律师和当事人只能等候,法官则在拥挤的法庭里处理案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史蒂文森眼前的任务很实际——解决尚未处理的事项,并说服法院重新判处卡斯顿刑罚。州政府通常不会为这类听证会将囚犯从安哥拉监狱押送出来,而是通过视频让他们参加庭审。这种安排也影响了胜利到来的那一刻——卡斯顿无法从监视器上看清所有情况,因此史蒂文森后来不得不通过电话向他解释裁决。
裁决与法庭的反应
在卡斯顿的听证会上,法官批准了重新判刑的动议,新判决将使他立即获释。法官回顾他的定罪日期和他在安哥拉度过的数十年时,法庭气氛发生了变化。原本喧闹的法庭安静下来——律师停止交谈,正在等候处理其他事项的检察官也专注倾听,家属不再说话,等待自己案件审理、戴着手铐的囚犯也听了起来。法官指出了关键事实——卡斯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送往安哥拉,因十六岁时犯下的非杀人罪在那里服刑四十五年——随后宣告了意味着他将获释的判决。
史蒂文森朝科林查克微笑。接着,法庭上响起掌声。辩护律师、检察官、家属、副警长,甚至戴着手铐的囚犯都加入其中。科林查克擦去眼泪;通常不容许任何干扰的法官,似乎也接受了这一刻流露的情感。这种反应并没有改变裁决的法律依据;它让人看见,亲历卡斯顿长期监禁的累积影响,以及终结这段监禁的努力的人们,如何回应这项裁决。
由于卡斯顿通过视频旁听,史蒂文森打电话给他,解释发生了什么。卡斯顿欣喜若狂。他成为首位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对少年终身监禁犯判处终身监禁而获释的人。因此,这起案件既标志着个人生活的转折,也让一项裁决首次在实践中得以落实;而落实这项裁决,需要经过反复诉讼。
获释与这段合作关系的意义
当晚,史蒂文森与科林查克开始安排卡斯顿获释事宜。安哥拉监狱的惯例是在午夜释放囚犯,并提供前往新奥尔良或路易斯安那州其他城市的车费。为了不让卡斯顿在午夜长途奔波,团队派工作人员驱车数小时前往安哥拉监狱,在他获释时接他。这些安排将法庭上的胜利延伸为切实的送人回家之举;现有材料记载了这些安排,而没有进一步叙述卡斯顿获释后的生活。
这段合作关系的意义,在于法律救济的承诺与兑现之间存在距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开辟了一条出路,但卡斯顿在史蒂文森三次前往法院之后仍然身陷囹圄,直到第四次听证会后法官重新判刑,他才得以获释。史蒂文森所发挥的作用既持久又具体——他与当地律师合作,处理尚未解决的法庭事项,争取立即释放,并在视频听证会使卡斯顿无法看清法庭反应时,直接向他解释结果。掌声是公开表达认可的鲜明标志,但这段关系的决定性之处,在于持之以恒的法律工作最终使卡斯顿获释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