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史蒂文森与沃尔特·麦克米利安的律师代理及友情

布莱恩·史蒂文森与沃尔特·麦克米利安的关系将法律代理与长久的友谊联系在一起——史蒂文森努力推翻麦克米利安的错误定罪和死刑判决，而麦克米利安的坚忍、见证和宽恕则改变了史蒂文森对正义的理解。这份情谊超越了法庭，在公共倡议中延续，也体现在麦克米利安获释后两人维系联系的日常努力中。

不顾当地警告而代理案件

史蒂文森决定代理麦克米利安后，立即遭到R·E·L·基法官强烈警告。基质疑一名年轻律师为何要接手此案，称据说麦克米利安是阿拉巴马州南部最大的毒贩之一，并告诫他事态险恶，可能牵涉迪克西黑手党。基的警告在证据尚未经过检验前，就把案件描绘成危险而邪恶的事件；这也清楚表明，史蒂文森代理此案将使他与当地对麦克米利安根深蒂固的看法发生冲突。

这些看法与种族和性关系密切相关。麦克米利安与凯伦·凯利的关系在一次监护权听证会上曝光，当时他被传唤作证。他承认是她的朋友，但由于她的律师提出反对，他没有被迫回答有关两人关系的粗俗问题。即便如此，敌意还是从法庭内外一路跟随他，他的名声也发生了变化——原本主要把他看作勤劳的纸浆木工的人，如今开始觉得他更具威胁性。史蒂文森在叙述中将这种转变置于更悠久的历史背景之下——南方当局曾将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关系视为应当调查和惩罚的事情。因此，麦克米利安面临的法律和社会危险并不只是涉嫌犯罪的问题，也反映出一种管控亲密关系的种族秩序。

着手挑战定罪

麦克米利安面临审判时，案件所处的环境中，黑人参与陪审团遴选长期受到阻碍。1987年，阿拉巴马州所有四十名民选地方检察官都是白人；该州当时有十六个黑人占多数的县。门罗县有百分之四十的居民是黑人，但检察官长期利用自由裁量权排除黑人陪审员候选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6年作出的巴特森诉肯塔基州案判决，为被告提供了更直接的途径，以挑战出于种族歧视而排除陪审员的做法，同时也促使检察官寻求更巧妙的排除方式。麦克米利安在审判前被关押在死囚区，担心自己将面对的陪审团在种族构成和人员组成上是什么样；史蒂文森的工作不仅涉及针对证据的直接斗争，也处在陪审团席位长期分配不平等的历史背景之中。

定罪之后，史蒂文森及其同事依据阿拉巴马州第32条定罪后救济程序提出申请，要求查阅州政府记录并有机会提交新证据。申请指称审判不公、错误定罪、非法量刑、律师辩护无效、证据未予披露，以及警方和检察官存在不当行为。申请在法院中的进展充满变数——当地法官似乎不急于审理，案件后来从门罗县转至巴尔德温县。与此同时，曾提供不在场证明的证人达内尔·休斯顿在与麦克米利安的律师交谈后被控伪证。史蒂文森质疑，这项指控显然是企图恐吓那些反驳州方指控的人。他还与检察官交锋；检察官坚称自己的职责是维护定罪，并将社区成员相信麦克米利安无罪一事斥为缺乏见识的看法。这些争执表明，代理工作不只是在上诉中陈述理由，还包括保护证人并质疑州方如何对待相反证据。

上诉推翻定罪及其局限

史蒂文森带着谨慎的信心提起上诉。他所在的组织已经在其他死刑案件中促成多项撤销定罪的裁决；他认为，麦克米利安案中隐瞒证据的情节严重到足以要求重审，即便法院不宣告麦克米利安无罪。随后，州政府自己的重新调查带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程序性转折——州方律师请求刑事上诉法院暂缓审理此案，因为调查人员可能已经找到有利于被告的证据，足以使麦克米利安获得重审。

法院作出长达三十五页的裁决时，撤销了麦克米利安的定罪和死刑判决，并下令重审。法院没有正式认定他无罪，也没有命令释放他。史蒂文森前往死囚区，当面把消息告诉他。麦克米利安先是轻笑一声，露出宽慰之情，随后谈起被夺走的六年；在死刑威胁之下，那些日子仿佛有五十年那么漫长。史蒂文森承认，这项裁决还不等于自由，并承诺尽快设法让他回家。麦克米利安想到要去见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向世人讲述自己遭遇的一切，以及再次吃上美味的食物。他们的对话凸显了法律胜利与生活恢复之间的差别——裁决为前行打开了一条路，却无法归还已经失去的岁月。

案件之外的友谊

麦克米利安获释后，两人一起前往法律会议，讲述他的经历和死刑问题。他们还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无罪案件和死刑的听证会上作证。麦克米利安不喜欢公开演讲，但他平静、风趣而真诚的讲述，让听众切实感受到被错误处决的威胁。他也一直牵挂着自己留在死囚区的那些人；他把他们视为朋友，并在亲身面对死刑后坚定地反对死刑。

两人的联系也延续到了课堂上。史蒂文森开始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任教后，每年都会邀请麦克米利安与学生交流。麦克米利安通常简短作答，开几句玩笑，并说自己庆幸重获自由，而不是满怀怨恨；他也讲述了支撑自己度过死囚区数百个夜晚的信仰。学生面对的不是有关错误定罪的抽象论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存在见证着，虐待制度未能抹去人的尊严。麦克米利安有一次在机场迷了路，无法按计划前来，史蒂文森后来便去看望他。两人约定今后一起出行，反映出这份友谊关心的是出狱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不只是案件的公共意义。

麦克米利安教给史蒂文森的事

在一场纪念麦克米利安的教会礼拜上，史蒂文森称他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年轻律师的人。他回忆了麦克米利安遭受的威胁、羞辱、定罪和死囚区监禁，同时强调，尽管受伤并经历创伤，他仍以尊严挺了过来。史蒂文森将麦克米利安的坚忍视为个人的胜利，也视为一种警示——一个获得平反的人所作的证言，或许能帮助保护其他人，使他们免遭虚假指控和滥用权力。

此案也使史蒂文森更加清楚地看到，他所批评的制度竟可能让富有的罪犯受到比贫穷的无辜者更好的对待。他把麦克米利安的遭遇与法律援助机会的不平等联系起来，也与一种文化联系起来——在这种文化中，恐惧和愤怒会使社区变得不理性且危险。最重要的是，麦克米利安宽恕那些指控并定罪他的人，这成为史蒂文森阐述怜悯的核心——怜悯不是为不公开脱，而是一种扎根于希望、出于自愿的回应，能够帮助一个人重新获得值得庆贺的人生。即使麦克米利安获释后，史蒂文森仍惦记着朗达·莫里森遇害案中无人因此被起诉，也惦记着她的父母或许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因此，这段关系将两个事实维系在一起——麦克米利安重获自由值得庆贺，但自由和两人的友谊都无法抹去仍未得到解决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