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与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友谊及其后来的紧张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J.罗伯特·奥本海默与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友谊,将两位风格迥异的物理学家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伯克利成为重要的科学中心;后来,这段友谊也显露出两人对于科学家是否应参与政治生活日益加深的分歧。他们亲密相伴,在专业上彼此补足——奥本海默深耕理论物理学并培养学生,劳伦斯则建造机器和实验室,并建立起为这些事业筹措资金的人脉网络。然而,随着奥本海默投身政治活动,两人性情上的差异演变成原则分歧,也给他们的友谊带来压力。

友谊与互补的性情

1929年秋,J.罗伯特·奥本海默来到伯克利时,欧内斯特·劳伦斯二十八岁,住在教师俱乐部。他们很快成了最好的朋友,几乎每天交谈,一起度过夜晚,有时还在周末骑马。他们截然不同的风格甚至在骑马时也一目了然——J.罗伯特·奥本海默骑西部马鞍,欧内斯特·劳伦斯则选择马裤和英式马鞍,以此与自己的农场出身保持距离。J.罗伯特·奥本海默钦佩朋友“难以置信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并惊叹欧内斯特·劳伦斯竟能“工作一整天,跑去打网球,再工作半个晚上”。他也看出了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兴趣“主要是行动性的[和]工具性的”,而自己的兴趣则“恰恰相反”。

这种差异并未妨碍两人亲密相处。欧内斯特·劳伦斯结婚后,J.罗伯特·奥本海默仍常去做客吃晚饭,还会给莫莉带兰花。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时,欧内斯特·劳伦斯坚持要给孩子取名罗伯特。莫莉同意了,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她开始觉得J.罗伯特·奥本海默矫揉造作,而且有些肤浅。起初,她并未介入两位朋友的交往;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她开始劝丈夫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奥本海默。因此,这段关系既包含寻常的家庭亲密,也早早显露出劳伦斯家中并非人人都像欧内斯特·劳伦斯那样,觉得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举止亲切。

两种科学抱负

他们的合作也体现了伯克利物理学中相辅相成的组织方式。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教学吸引研究生和博士后加入对理论问题的共同讨论;他的研究小组声名渐起,使伯克利成为年轻理论物理学家的求学之地。与此同时,欧内斯特·劳伦斯则凭借另一类成就吸引学生。1934年,获得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奖学金的五名物理学学生中,有三人选择跟随J.罗伯特·奥本海默工作,但他们来到伯克利,也同样是为了参与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实验研究计划。

欧内斯特·劳伦斯致力于研制一种能将粒子加速并射入原子核的机器。他的回旋加速器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研究事业的根基——他争取到大学对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的支持,建造功率越来越大的机器,并争取有影响力的商界和政界人士提供资金。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理论工作和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实验机构共同助力伯克利成为一流的物理学中心,但两人的不同路径也预示了更广泛的紧张关系。回旋加速器的规模和成本体现了“大科学”;致力于“小”科学的理论学家,可能会感到自己与日益受技术和军事目的支配的实验室格格不入。现有记载将这种分歧呈现为专业和机构层面的分界线,而非两位朋友之间简单的对立。

政治活动与日益加深的压力

20世纪30年代,个人层面更尖锐的冲突逐渐显现。当时,J.罗伯特·奥本海默面对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兴起,与朋友们一道为经济正义和种族正义奔走。欧内斯特·劳伦斯能够同情J.罗伯特·奥本海默那些遭受迫害的亲属,但他认为欧洲发生的事件与美国无关。他还分别警告J.罗伯特·奥本海默及其兄弟弗兰克,说他们“是太好的物理学家,不该卷入政治和各种事业”;在他看来,这些事情应当留给专家处理。

这场分歧在辐射实验室变得具体可见。J.罗伯特·奥本海默曾在黑板上写下一则公告,邀请实验室所有人参加一场为西班牙共和派举办的鸡尾酒会义演。欧内斯特·劳伦斯看见后勃然大怒,把公告擦掉。在他看来,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治主张是妨碍科学工作的麻烦事。这一举动浓缩了两人之间的冲突——J.罗伯特·奥本海默视为自身责任之一的公开呼吁,在欧内斯特·劳伦斯眼中,却是对实验室不受欢迎的政治化。

这段友谊后来的意义

留存下来的事例展现了两人早年亲密的友谊和影响深远的分歧,但并未将这段关系简化为彻底决裂。欧内斯特·劳伦斯在政治上的反对,标志着两人偏离了伯克利时期轻松融洽的相处;与此同时,他们共同建立的专业世界,仍不断使科学工作与机构权力和军事目的发生交集。后来的记载还显示,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战时讨论中直面科学家的政治责任问题,其中包括是否应公开讨论原子武器,以及如何向世界披露它的存在。这些场景揭示了早期分歧所关涉的重要问题,但仅凭这些场景,并不能确定欧内斯特·劳伦斯在每一场后续争论中的立场。

因此,这段关系既作为一段友谊,也作为科学身份的不同理解方式之间的对照而具有意义。欧内斯特·劳伦斯的事业有赖于建设实验室、争取资源并集中开展实验研究;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则来自理论教学,以及他不断扩大的公共议题参与。两人曾跨越这些差异彼此欣赏。当政治活动使这些差异明朗化时,这段友谊便成为衡量科学共同体与公民责任之间种种压力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