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与科南特反对仓促发展氢弹

J.罗伯特·奥本海默与詹姆斯·B·科南特是朋友，也是政策领域的同僚；美国是否应迅速研制热核武器这一问题，考验了他们的关系。1949年，两人都深切担忧，一种可能具有种族灭绝规模的武器，竟被当作应对苏联原子武器进展的直接办法。他们意见一致，但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科南特直言不讳地表达道德立场，而身为总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奥本海默则努力听取不同论点，再引导委员会提出建议。政府拒绝采纳这项建议后，两人都继续担任政府职务，没有强行推动公开辩论；科南特后来对此选择感到后悔。

从同僚磋商到共同关切

到1949年10月，奥本海默与科南特相识已久，讨论热核武器时既是朋友，也是顾问。奥本海默前往剑桥参加哈佛大学校董会会议，并住在科南特位于昆西街的家中。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艰难的讨论，谈的是“超级炸弹”，而不是哈佛大学。问题已迫在眉睫——总顾问委员会很快就要就这种武器提出意见，而支持者则敦促美国抢在苏联之前行动。

两人看待这一问题时，侧重点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科南特认为，一个文明国家选择制造如此杀戮性的武器，在道德上令人震惊。奥本海默仍在审视这种武器可能意味着什么。在听取热核研究简报后，他致信科南特，承认自己此前认为“超级炸弹”或许具有现实意义。但他强调，七年多过去了，这种武器的设计、成本、投送能力和军事价值仍然未知。他认为，发生变化的与其说是这种武器已展现出的能力，不如说是围绕它的政治气候。

国会和军方领导人似乎把“超级炸弹”视为应对苏联进展的答案，这尤其令奥本海默不安。他并不主张连探索这种武器都拒绝；相反，他担心若把它定为拯救国家、维护和平的手段，将会十分危险。科南特的态度更为斩钉截铁——如果问题提交总顾问委员会，他就会反对速建计划，认为那是愚行。两人的交流让战略上的不确定性与道德判断进入同一场讨论，而不是任由技术可行性决定一切。

1949年委员会审议

10月28日，总顾问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时，科南特与奥本海默及其他委员一起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辩论。奥本海默有意暂不表明自己的看法，让委员会成员依次发言，之后才轮到自己。相比之下，科南特有力地从道德角度反对热核武器。他们两人的做法有所不同，这一点很重要——奥本海默的克制是其主席职责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他对事态的利害无动于衷。

讨论检验了原子弹与“超级炸弹”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道德区别。科南特认为道德上存在程度之分，反对把两种武器说成在伦理上等同。他还坚持认为，即使最终决定由华盛顿的官员作出，公众的判断仍然重要。周末期间，奥本海默顺着科南特的思路，同时也把务实因素纳入考量，包括热核武器与裂变武器的相对成本。

到星期日清晨，出席会议的八名委员全部反对速建计划，理由涉及科学、技术和道德方面。奥本海默和多数委员得出结论，认为热核武器既非威慑所必需，也无益于美国安全。报告将其对人类的影响置于核心位置——威力相当于一亿吨梯恩梯的武器，可能摧毁一百五十至一千平方英里乃至更大范围的地区。委员会警告说，“超级炸弹”可能成为种族灭绝武器；拥有这种武器还可能损害美国利益，因为这会让美国显得愿意考虑实施毁灭性行动。

他们的论点并非简单主张让国家毫无防备。报告认为，如果苏联造出这种武器，美国的原子弹储备能够提供同样有效的报复能力。报告还提出，与其不设限地发展热核武库，不如扩大裂变材料生产以制造较小型的战术武器，并配合驻西欧的常规部队，这或许能提供更可信的防御。奥本海默和科南特帮助道德反对意见融入政策论证，同时探讨威慑、军事效用以及对世界舆论可能造成的影响。

建议遭拒、保密措施与留任决定

起初，总顾问委员会的立场似乎具有制度效力——11月9日，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以三比二投票赞同委员会的建议。但委员会的意见并不能决定国家政策。政府决定大幅扩大核弹头生产后，科学家们被告知不得公开讨论这一决定。奥本海默考虑辞去总顾问委员会职务；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担心，他和科南特可能辞职并向公众申诉，因此对此忧心忡忡。

科南特提醒奥本海默，公开辩论会被视为违背国家利益。奥本海默后来解释说，如果辞职会促成围绕既定决定的辩论，那么当时看来辞职并不负责任。因此，科南特和奥本海默选择留任，不愿显得不忠，也不愿放弃顾问职责。科南特后来写道，他没有辞职，是因为不想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称职的军人；但回顾往事，他认为两人当时都应该立即辞职。他们共同保持克制，保住了官方身份，却也使这一决定及其反对理由基本未能进入公众讨论。

延续的政策同盟

这种关系在政策上的意义并未止于1949年报告。1952年，在讨论核僵局中的生存问题时，科南特以非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奥本海默主持的小组。科南特强调，危险并不只在于美国对苏联构成的威胁——苏联的武器也可能摧毁美国城市。他还认为，美国把原子武器视为全面战争中取胜的主要希望，会危及国家安全；加强常规部队则可以降低这种依赖。

科南特提议，美国正式宣布在新的战争中不会率先使用原子武器。他也支持暂停热核试验，这一想法得到奥本海默赞同。小组指出，美国若成功进行试验，可能会加剧苏联的努力；苏联还可能通过分析放射性沉降物，从装置中获得有用信息。1952年10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决了这项提议，原定试验照常进行。再一次，奥本海默和科南特提出了另一种政策选择及其战略依据，但保密要求和武器发展的惯性限制了他们公开倡议的能力。

他们的同盟并非反对原子武器的一切军事用途。其核心关切在于，不能把更大威力的武器和不断扩张的武库，当成政治判断的可靠替代品。科南特提出直接的道德质疑；奥本海默则努力将这类关切转化为委员会结论和战略建议。两人的关系共同展现了专家意见的影响力与局限——他们能够推动机构认真论证反对热核武器速建计划，却无法迫使政府接受这一意见；建议被搁置后，他们也没有与体制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