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瓦利埃事件与奥本海默友谊的阴影

J.罗伯特·奥本海默与哈康·谢瓦利埃的友谊，后来与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密不可分——奥本海默对共产主义运动投入到了何种程度，以及谢瓦利埃向他提及乔治·C·埃尔滕顿试图通过他向苏联传递科学情报后，奥本海默究竟透露了什么。谢瓦利埃视奥本海默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左翼人士；奥本海默则坚称自己从未加入美国共产党。在奥本海默家的厨房里，一段简短的战时谈话考验了两人的政治信任。多年以后，一顿巴黎晚餐让老友重聚，而奥本海默的过往正成为新一轮安全审查行动的依据。

友谊与政治分歧

谢瓦利埃将这段友谊描述为建立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之上。他相信奥本海默坚定的左翼信念一直持续到奥本海默于1943年春离开伯克利，但也强调自己的朋友并非意识形态狂热者——奥本海默没有被党派立场蒙蔽，也不会盲目遵循党的路线。这一区别对理解两人的关系十分重要。他们可以拥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却未必对这些立场的含义有着相同理解，也未必都认为这意味着正式加入政党。

后来，谢瓦利埃在一部小说中更明确地描绘了他们交往中的政治色彩。《欲为上帝之人》以一位杰出物理学家建造原子弹的经历为背景，其中的虚构人物塞巴斯蒂安·布洛赫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的一个“封闭小组”，却没有正式登记、缴纳党费，也没有放弃对自己财务的掌控。小组会议类似非正式的校园研讨会，讨论范围涵盖政治理论、时事、劳工运动和公民自由案件。成员们参与的工作包括反法西斯活动，以及声援遭受攻击的人。在小说中，布洛赫还撰写并出资散发报告，向受过教育的读者解释国际局势。这一虚构形象借鉴了奥本海默政治活动中一些容易辨认的特征，同时也阐述了谢瓦利埃的主张——他们共同参与的活动意味着两人属于同一个小组。

奥本海默否认这一说法。1964年，谢瓦利埃写信告知奥本海默，他即将出版的回忆录将谈及两人在1938年至1942年间共同加入美国共产党小组一事。奥本海默回信称，自己从未加入美国共产党，也从未属于该党的任何小组，并且曾在公开场合和正式场合多次这样表明。他的否认不只是对术语的争论，也划定了他在政治同情与组织归属之间设下的界限。

历史叙述将两人的观点并置，保留其中的张力，而不把任何一方的说法视作完整记录。奥本海默通过美国共产党支持各项事业，参加会议，为参与党内知识工作的人员提供建议，并协助撰写立场文件。然而，他没有党证，没有缴纳党费，也不受党的纪律约束。所谓秘密小组非正式且缺乏明确规范，因此很难界定成员身份。谢瓦利埃完全可能将奥本海默的参与理解为一种深刻投入；奥本海默则可能认为自己积极参与政治，但保持独立。他与左翼的关联确实存在，但其投入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仍不确定。叙述认为，他最强烈的投入持续时间短暂，而且他始终希望保有自行作出政治选择的自由。

厨房里的谈话

1942年至1943年冬天，奥本海默夫妇即将离开伯克利前不久，他们邀请亲密朋友哈康和芭芭拉·谢瓦利埃共进晚餐。奥本海默走进厨房准备马天尼酒时，谢瓦利埃告诉他，自己与两人的共同熟人埃尔滕顿谈过。埃尔滕顿是一名出生于英国、受雇于壳牌石油公司的物理学家。据谢瓦利埃回忆，埃尔滕顿请他去问奥本海默，是否愿意把自己科学研究方面的信息，交给一名埃尔滕顿在圣弗朗西斯科苏联领事馆认识的外交官。两人当时都没有做记录，因此谈话的确切措辞已无从得知。

关于核心事实，两人的说法一致——奥本海默愤怒地拒绝了这个提议，称之为“叛国”，并说谢瓦利埃不应参与其中。他不接受伯克利左翼圈子当时流行的论点，即华盛顿的反动派在阻挠苏联获得援助，而苏联作为战时盟友有权得到这种援助。谢瓦利埃坚称自己只是转告埃尔滕顿的提议，并未充当中间人。起初，奥本海默对这场谈话的理解也与此相同。他认为事情已经没有下文；由于相信谢瓦利埃只是一个过于热心的理想主义者，而非阴谋的参与者，他没有立即通知当局。两人准备好饮料后回到各自妻子身边。晚餐平淡收场，却掩盖了事态的后果——奥本海默决定不传递机密，也决定不举报朋友。

联邦调查局后来分别询问埃尔滕顿和谢瓦利埃，两人的证词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他们确实谈过传递科学情报一事，而奥本海默否决了这个想法。两人的说法只有一些细节不同，包括谢瓦利埃第一次向奥本海默提起此事时，是否记得说出了埃尔滕顿的名字。叙述还区分了提议本身与对埃尔滕顿角色的猜测——虽然他提出通过某种渠道向苏联传递情报，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他是苏联特工。

相互矛盾的说法及其代价

多年以后，这场谈话以谢瓦利埃事件的形式重现。它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却在每次重述中被赋予不同含义。鲍里斯·帕什询问奥本海默时，他给出了一个绕弯子的说法，提到了三位科学家。书中后来提出的解释是，埃尔滕顿可能曾对谢瓦利埃提到奥本海默、欧内斯特·劳伦斯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也可能是谢瓦利埃在转述埃尔滕顿的接触时，提到了其他科学家。因此，奥本海默即使说出了三位科学家的名字，也仍可能是在描述自己所理解的提议。叙述称他的说法具有误导性且混乱，但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当时对他提出的最具破坏性的解读。

奥本海默后来承认，自己本应立即报告这次谈话，并从一开始就准确说明。他说，自己试图在不揭露谢瓦利埃是中间人的情况下，提醒情报官员注意其中的危险。他一旦从那份不完整的说法开始，就发现自己不断沿着错误的叙述模式继续下去。他坚称不存在更广泛的阴谋，并称自己最终告诉莱斯利·格罗夫斯，这场谈话发生在他自己的家中，只有他一人卷入，消息则是通过谢瓦利埃传来的。为了不让朋友立即曝光，他编出的说法反而成了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把柄。这段友谊并未消除这一选择的后果，反而促成了这些后果。

这场争议在出版物中持续发酵。谢瓦利埃先通过虚构人物探讨两人的关系，随后计划撰写回忆录，陈述他记忆中两人共同属于美国共产党小组一事。奥本海默尖锐否认后，谢瓦利埃显然意识到，直接指控可能会招致诽谤诉讼。因此，谢瓦利埃出版的《奥本海默——一段友谊的故事》提到了一个“讨论小组”，而没有直截了当地声称奥本海默曾属于共产党小组。谢瓦利埃说历史需要真相，但两人彼此不相容的记忆，使真相无法与他们对政治投入的不同定义分开。这段友谊可以保留情谊，却未能解决它在政治上的意义。

监视之下重逢

三年多未曾见面后，两人于1953年12月在巴黎重逢。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切的书信往来。1950年，谢瓦利埃与芭芭拉艰难离婚期间，曾到奥尔登庄园探望奥本海默夫妇；后来应谢瓦利埃请求，奥本海默概述了自己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所作的有关埃尔滕顿事件的陈述。这封信并未让谢瓦利埃恢复在伯克利的职位，但他对此心怀感激。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谢瓦利埃签发美国护照后，他迁居巴黎，在联合国担任译员并创作小说。谢瓦利埃与卡萝尔·兰斯伯格结婚时，奥本海默夫妇从美属维尔京群岛寄给这对新人一个红木沙拉碗。

在巴黎重逢的短暂时光里，两人的关系重新显露出私人友谊的温情。在谢瓦利埃位于巴黎圣心堂附近的公寓里，两对夫妇用那个红木碗共进晚餐，举起香槟互相祝酒，并在软木塞上签名。他们谈到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被处决一事，也谈到谢瓦利埃担心自己的工作可能要求他取得美国安全许可。奥本海默建议他咨询杰弗里斯·怀曼；当时，怀曼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科学专员，也是奥本海默的朋友。奥本海默夫妇在午夜刚过时离开，奥本海默对谢瓦利埃说：“我确实不期待接下来的几个月。”谢瓦利埃注意到朋友穿得不够暖和，便送给他一条意大利丝巾。两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友谊即将受到审判。

这次重逢并未避开政府的监视。应刘易斯·施特劳斯的要求，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安全人员在巴黎跟踪奥本海默的行踪，并取得了他在酒店拨打的电话清单。美国和法国的安全部门早已对谢瓦利埃心存怀疑。因此，这顿晚餐不仅是两位老友重叙友情的温馨时刻，也在奥本海默的政治交往和专业判断被汇集成针对他的案件之时，进入了调查记录。在更广泛的传记叙述中，这段关系展现了私人忠诚和左翼交往如何在当时的安全政治中被重新解释为证据。它也为这段政治故事划定了界限——证据记载了一项真实提议、奥本海默对它的拒绝，以及他未能及时报告此事；但证据并不能证明他同意传递情报，也不能证明他与谢瓦利埃的友谊意味着他服从了党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