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与泰勒的氢弹分歧及听证决裂

J.罗伯特·奥本海默与爱德华·泰勒起初因建造武器而合作，后来又因美国下一步应当研制何种武器而分道扬镳。他们对氢弹的分歧并不只是技术判断不同，还逐渐演变为对政治责任、国家安全和信任的不同评估。泰勒在1954年的证词使冲突演变为公开决裂；后来，奥本海默与他握手，虽展现了一时的礼节性和解，却未能弥合旧日创伤。

洛斯阿拉莫斯重压之下的同事

J.罗伯特·奥本海默接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时，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位能够将分散的科学研究整合起来、在紧迫期限内造出可用武器的负责人。这一新角色带来了行政和安全方面的要求，与他早年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生活大不相同。爱德华·泰勒也身处这一战时科学环境之中，在这里，协调研究的需要不断与限制信息流通的规定发生冲突。

奥本海默认为，科学家需要有讨论工作的空间。他立即接受了汉斯·贝特提出的每周举行开放式讨论会的建议，坚持认为白徽章科学家之间自由交流十分重要，尽管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试图叫停此事。奥本海默向恩里科·费米解释说，由于工作复杂，而且此前实行了分隔管理，深入讨论很有价值。到1943年3月初，泰勒也已在一封正式信件中向奥本海默表达了自己对过度保密的担忧，之后又私下把这份说明交给他，以备可能有用。两人都关切信息壁垒，并未使他们成为长久的盟友，但这表明，他们后来并非简单地分成重视安全的泰勒与支持开放的奥本海默两派。他们都明白，保密可能阻碍科学工作；然而，他们对武器计划的方向以及奥本海默在其中的影响力，分歧日益加深。

氢弹之争

热核武器问题变得紧迫时，分歧进一步加剧。1949年，泰勒力主研制氢弹之际，奥本海默向詹姆斯·B·康南特抱怨，他认为两位经验丰富的倡议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和泰勒正在游说施压。1949年10月21日写给康南特的一封信，后来成为安全听证会上的证据。联邦调查局前一年12月从奥本海默的档案中取走了这封信。于是，关于政策分歧的文字也被带进了一场同时审查奥本海默品格与可靠性的听证会。

1950年初，泰勒来到普林斯顿，原以为奥本海默会反对仓促推进计划。然而，奥本海默仍未作决定，心中忧虑；泰勒离开时很高兴，因为他觉得奥本海默似乎还在观望。奥本海默告诉泰勒和贝特，康南特反对仓促推进，但并未像泰勒预期的那样明确反对。他预料哈里·S·杜鲁门总统会否决反对超级炸弹的建议，据报道，奥本海默曾说：“让泰勒和［约翰·］惠勒继续干吧”，并希望技术障碍最终会无法克服。在1月29日的一次会议上，泰勒问，如果杜鲁门批准研制，奥本海默是否会回到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武器研发。奥本海默回答：“当然不会。”他的拒绝表明，即使接受国家作出的决定，也不等于加入泰勒的项目。

1951年6月热核设计问题得到解决后，要把这场分歧简化为奥本海默是否全盘反对这种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他称这项设计“技术上妙不可言”，并正式接受研制工作。然而，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的同僚一再否决泰勒提出的方案，即另建一座专门研制超级炸弹的实验室。他们担心，将国家的科学与工业资源分散到相互竞争的武器计划中会带来危险。泰勒和威廉·L·博登把奥本海默反对另建实验室、支持战术核武器视为他仍在试图阻挠超级炸弹的证据。在他们看来，同意研制，并不能抵消他对泰勒青睐的组织方式和战略的抵制。

泰勒的疑虑逐渐变成了指控。1951年，他向联邦调查局提交了一份清单，列举奥本海默拖延或阻碍氢弹研制的种种说法。他再次提到，有些人认为奥本海默是在莫斯科直接指示下行事，但同时补充说，他本人并不认为奥本海默不忠。泰勒反而将奥本海默描述为性格复杂，并暗示他过去的身心困扰以及科学抱负受挫，或许能够解释他的行为。这种区别并未消除疑虑——质疑奥本海默的判断力，并把他描绘成国家安全可能面临的障碍，仍然有助于把政策冲突转变为一场针对他是否适合向政府提供建议的指控。

从政策争端到公开攻势

刘易斯·施特劳斯逐渐相信，奥本海默正在蓄意拖慢热核炸弹的研制。1951年初，施特劳斯告诉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恩，奥本海默正在破坏项目，应该采取激烈措施，并强烈暗示应当将他撤职。施特劳斯在会议结束时把精心准备的备忘录扔进迪恩的壁炉。这个举动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政治目的——削弱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已成为这场攻势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技术分歧的结果。

泰勒帮助加深了博登的疑虑。他多次在华盛顿与博登会面，与他通信，并强调热核计划进展迟缓，罪责在于奥本海默。泰勒还告诉博登，奥本海默曾希望战后关闭洛斯阿拉莫斯，并回忆起那句“把它还给印第安人吧”。博登还了解到其他可能使奥本海默显得可疑的细节，包括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名安全官员曾称他为哲学共产主义者，以及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曾与一名共产党员结过婚；此人曾在西班牙作战并战死。这些传记细节并不能证明他反对原子弹，但在这场攻势中，它们不断累积，成为政治影射的素材。

1953年，施特劳斯开始把这场斗争推向公开领域。《时代》《生活》和《财富》刊登文章，抨击奥本海默以及科学家对国防政策的影响。《财富》杂志五月刊的一篇文章，把受加州理工学院委托开展的国防研究“维斯塔计划”描绘成一项质疑原子报复道德性的努力。文章还质疑科学家是否应该决定如此重大的国家事务。戴维·利连索尔认为，这篇文章把奥本海默、利连索尔和詹姆斯·B·康南特描绘成反对氢弹及空军战略轰炸政策的共谋者。他并不知道，文章作者查尔斯·J·V·墨菲曾与施特劳斯共事。争论早已远远超出武器本身的利弊——公开文章把奥本海默的政策主张重新描绘成一场针对国防的协同行动。

听证会与决裂

1954年1月，奥本海默向贝特吐露，他认为自己会在即将举行的安全听证会上败诉。他显然十分痛苦。泰勒听说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已被暂停，便在一次物理学会议上走近他表示慰问。奥本海默问泰勒，他是否认为自己做过什么阴险之事；泰勒回答说没有。奥本海默接着请他与自己的律师谈谈。泰勒后来告诉律师劳埃德·K·加里森，他不怀疑奥本海默的爱国心，但认为没有奥本海默，政府会过得更好，因为他不信任奥本海默的智慧和判断力。加里森认为泰勒对奥本海默的厌恶如此强烈，于是决定当时不传唤他作证。

然而，泰勒仍为作证作了准备。在作证前六天与原子能委员会新闻官的一次谈话中，他谈到了自己对奥本海默及其圈子的深切敌意，并考虑是否可以扩大指控范围，把他认为奥本海默战后持续提供错误建议一事也纳入其中。出庭前，泰勒会见了罗杰·罗布。泰勒后来称会面发生在他作证当天，但他寄给施特劳斯的一张手写便条表明，会面是在前一晚发生的。按泰勒的说法，罗布问他奥本海默是否应该获得安全许可。泰勒回答：“是的，奥本海默应该获得安全许可。”但随后他读到了奥本海默承认自己曾在舍瓦利埃事件中编造荒诞故事的话。泰勒说，这番承认令他震惊，也使罗布不确定自己将会说些什么。

4月28日，奥本海默坐在附近的沙发上，泰勒就氢弹决策及其他事项作了长篇证词。罗布问奥本海默是否构成安全风险时，泰勒没有指控他不忠。相反，他说奥本海默的行为常常令他难以理解，自己在许多问题上都与他意见相左，并希望国家的重大利益交由自己更了解、更信任的人掌管。这番表述使决裂清晰无疑——泰勒的回答建立在对奥本海默判断力的不信任之上，并为听证会提供了罗布所需的不利评估。

紧接着发生的对话，通过一个动作和一句回应浓缩了两人的关系。泰勒从奥本海默身边走过时，向他伸出手说：“我很抱歉。”奥本海默与他握手，随后回答：“听了你刚才说的话，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句道歉的礼貌，无法与刚刚作出的证词相调和。泰勒的话也给科学界带来了后果。当年夏天晚些时候，在洛斯阿拉莫斯，鲍勃·克里斯蒂拒绝与他握手，伊西多·艾萨克·拉比也对他说：“我也不会和你握手。”泰勒大为震惊，回到旅馆后收拾行李。

后果与未愈的友谊创伤

听证会及其裁决使奥本海默在美国国内外声名大噪，尽管裁决剥夺了他接触政府机密的权利。“原子弹制造者”的标签让位于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形象——一位遭国家迫害的科学家。洛斯阿拉莫斯有282名科学家签署了一封声援他的信，另有超过1,100名科学家和学者签署了一份抗议请愿书。因此，泰勒证词的公共影响超出了安全许可这一官方议题——这有助于使奥本海默受到的对待成为一场更广泛的考验，检验政府应如何对待科学异议与科学建议。

两人后来在奥本海默的费米奖颁奖典礼上再次公开见面。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面色凝重地站在丈夫身旁，奥本海默咧嘴一笑，与泰勒握手，摄影师则拍下了这一刻。这一幕显然恢复了礼节，却不能证明双方已经互相原谅。1964年春，在一次拜访戴维·利连索尔时，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说那场典礼糟透了，还说其中有些事情令人难受。奥本海默回忆说，当时有些话说得很亲切，但泰勒的名字一被提起，他的怒火便再次升起。利连索尔观察到，旧日创伤仍然隐隐作痛；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仍对那些参与了她所认为的奥本海默磨难的人心怀怨愤。握手结束了一场公开场面，却没有结束赋予它意义的那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