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与老师兼顾问赫伯特·史密斯的关系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J.罗伯特·奥本海默与赫伯特·温斯洛·史密斯的关系始于伦理文化学校。史密斯在奥本海默整个高中时期担任他的班主任,两人后来发展出持久的关系,既有思想上的鼓励,也有个人层面的开导。史密斯不只是看出这名学生才华出众——他关心什么能激发奥本海默的热情,帮助他度过青春期,也成为他苦恼时会求助的人。他们的交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亲密视角,让人得以了解后来成为公众人物的那个敏感而有抱负的青年。

教师与思想引路人

史密斯于1917年加入伦理文化学校英语系,并在那里任教直至职业生涯结束,后来成为校长。他为人温暖和蔼,以善于激发每个学生的好奇心,并将其引向眼前的学科而闻名。学生们常在讲课结束后逗留,继续讨论。奥本海默最初热衷的是科学,史密斯也鼓励他培养写作兴趣。读过一篇关于氧气的趣味文章后,史密斯告诉他,他已经拥有“出色的散文风格”,并建议说:“我认为你的志业应当是成为一名科学作家。”这番鼓励认可了奥本海默将科学思想传达给读者的能力,而没有把文学视为这位年轻科学家教育中无关紧要的一环。

史密斯的作用不限于课堂。弗朗西斯·弗格森回忆说,史密斯“对学生非常非常好”,并且把奥本海默、弗格森和其他人都照料在自己羽翼之下,帮助他们度过困难,并就下一步该怎么做给他们建议。这一描述与奥本海默后来的做法相吻合——每逢陷入痛苦,他一次又一次向自己的老师求助。因此,这份情谊不仅建立在史密斯作为教育者的权威之上,也建立在奥本海默相信自己可以向他倾诉私事的基础之上。

1922年的西南之旅

1922年,奥本海默的父亲尤利乌斯·奥本海默敦促史密斯夏天带仍在康复中的年轻人到西部去,希望旅行能帮助他强健起来。临行前不久,奥本海默私下询问史密斯,能否让他以史密斯的姓氏出行,仿佛他是史密斯的弟弟。史密斯拒绝了。他猜想奥本海默不愿让人一眼看出自己是犹太人;弗格森和另一位同学珍妮特·米尔斯基后来也提出过类似看法,认为他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感到不自在。这些记述反映的是他人对奥本海默的解读,而不是奥本海默本人给出的确定解释。

这趟旅行让史密斯有了长时间在校外观察学生的机会。骑马穿行山间时,尽管奥本海默外表瘦弱,健康问题也尚未消退,他仍展现出耐力和韧性。他坚持走一条积雪覆盖、翻越高山隘口的小道,尽管史密斯担心此行可能让他们冻死。史密斯提议掷硬币决定;他后来回忆说,很庆幸自己赢了。他认为,奥本海默甘愿冒这样的风险,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态度——即便可能丧命,也不能阻止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荒野之旅也让史密斯更加关注奥本海默的身体症状与情绪生活之间的关系。他怀疑持续不断的结肠炎可能是心因性的,因为每当有人发表贬低犹太人的言论后,症状似乎就会发作。史密斯认为,奥本海默学会了把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实抛诸脑后;这种心理习惯若发展到最危险的程度,终有一天可能给他惹来麻烦。这是史密斯对自己观察所得的解释,并非记述中确立的诊断。不过,他对这一模式的关注仍表明,他既密切留意这个年轻人的脆弱之处,也关注他的智力禀赋。

史密斯还借助自己熟悉的弗洛伊德儿童发展理论,解读奥本海默与家人的关系。根据营地交谈的内容,他断定奥本海默有明显的恋母情结问题——史密斯记得他从未听到奥本海默批评母亲,却听过他批评父亲。他认为,这个害羞而敏感的男孩对父亲有时笨拙的热情交际感到窘迫,也越来越在意家族的服装生意。这些观察为这位教师的关怀增添了更复杂的一面。史密斯不只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伙伴;他也试图理解奥本海默不轻易表达的内心冲突。

情绪困扰中的开导

1924年冬末,奥本海默正值情绪危机,给史密斯写了信。第一封信没有留存,但奥本海默后来回复史密斯安慰的话,保留了这番交流带给他的影响。他解释说,最令他宽慰的是,史密斯承认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苦恼。奥本海默原以为史密斯完美无缺、令人羡慕,从没想过两人的处境可能相似。这番安慰没有否定他的痛苦,而是把痛苦置于共同的人类经验之中,从而减轻了他的孤独感。

奥本海默的回信还透露了他的痛苦以何种形式呈现。他以抽象的方式哀叹自己永远不会认识的好人,以及自己可能错过的欢乐,但接受了史密斯对欲望与需要所作的区分:“至少对我而言,欲望并非需要;它是一种僭越。”这封留存下来的回信表明,教师的安慰可以超越学业指导。史密斯帮助奥本海默重新思考苦恼的意义,却没有假装苦恼已经消失;奥本海默则以罕见的坦率,回应了究竟是什么令他感到宽慰。

持久影响

留存下来的几段往事勾勒出一段随奥本海默的需要而变化的关系——史密斯起初鼓励这名学生的才智,随后陪伴并照看身体脆弱的少年,后来又在情绪危机中为他提供看问题的角度。这些证据并不意味着史密斯要为奥本海默后来的选择或公众生涯负责,却说明了他为何成为奥本海默信赖的顾问——他没有把这个年轻人仅仅视为神童,还留意他的恐惧、家庭矛盾和容易受伤之处,以及他的科学抱负。

这段亲密的经历也契合了传记叙述更广泛的前提——私人经历可能影响公开行为和政策决策。史密斯的回忆并不能独自确定奥本海默童年的意义,也不能解释他的后半生。它们保存的是更具体的内容——一位从奥本海默青春期便认识他的教师所作的判断,一段夏日旅途中的陪伴,以及奥本海默在需要帮助时仍记得的安慰。这些细节共同表明,史密斯是奥本海默生命早期一位影响深远、长久相伴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