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夫斯战时支持奥本海默并在听证中转趋谨慎

J.罗伯特·奥本海默与莱斯利·格罗夫斯的关系，既有战时的信任，也有后来影响深远的退让。格罗夫斯选定奥本海默负责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弹计划；即使谢瓦利埃事件使这一判断受到审视，他仍为奥本海默的忠诚辩护。多年后，奥本海默面临安全听证会时，格罗夫斯的记忆变得不再确定，而他对法律的解释促使他表示，按照自己采用的标准，他不会批准奥本海默获得安全许可。这一转变并未抹去早先的信任，而是揭示了私人情谊如何在延续的同时，其制度意义却发生变化。

战时任命与信任

格罗夫斯的战时职责始于他选择奥本海默领导洛斯阿拉莫斯计划。这项任命使这位理论物理学家执掌一项军事行动，也让两人成为合作伙伴；这项工作既需要科学指导，也仰赖军事权威，时效性至关重要。记述将两人的交往描述为建立在相当程度的信任之上——格罗夫斯后来称赞奥本海默在战时的表现，并表示，如果奥本海默有意做出不忠行为，他会感到十分惊讶。

这份信任在谢瓦利埃事件中受到考验。该事件涉及一场与乔治·C·埃尔滕顿有关、向奥本海默提出的接触，以及向苏联科学家传递技术信息的可能性。确切的联络过程始终存在争议，但格罗夫斯后来的证词表达了他的印象——奥本海默知道有人提出了接触，并试图在保护亲近之人的同时揭露对计划构成的危险。格罗夫斯认为，奥本海默不愿指认朋友，反映的是人们通常不愿告发他人的心态，而不是他有意协助间谍活动的证据。他还认为奥本海默想保护自己的兄弟弗兰克·奥本海默；格罗夫斯怀疑弗兰克或许处于联络链条的某个环节，但他并没有关于弗兰克所起作用的确切说法。

保密与谢瓦利埃事件

格罗夫斯在安全听证会之前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显示他多么重视自己与奥本海默之间的信任。1946年，联邦调查局准备询问谢瓦利埃和埃尔滕顿时，探员询问格罗夫斯掌握了哪些情况。他表示，奥本海默曾以“严格保密”的方式向他谈及此事，并拒绝说出接触奥本海默的那个人是谁。即使探员表示他们已经知道壳牌开发公司的代表就是埃尔滕顿，格罗夫斯仍不愿让他们以可能使奥本海默得知格罗夫斯违背了两人约定的方式去质问埃尔滕顿。

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向格罗夫斯索取这项信息。格罗夫斯回答说，他不会提供，因为这样做“会危及”他与奥本海默的关系。一位资深陆军将领拒绝配合联邦调查局调查，实属罕见，但格罗夫斯坚持这样做。后来，他仍认为，既然当局已经知道此事，向调查人员谈及此事便不违背他承诺的本意。他希望将这项保留意见记录在案，以防奥本海默或他的某位朋友日后读到档案，认为他背弃了诺言。

压力之下重构的记忆

到1953年，格罗夫斯的说法已在另一种氛围中逐渐成形。奥本海默得知自己的安全许可已被暂停的当天，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格罗夫斯位于康涅狄格州达里恩的家中询问了他。格罗夫斯事先得知，前任助手曾告诉联邦调查局，弗兰克·奥本海默是埃尔滕顿—谢瓦利埃事件中的联系人，于是将他们的回忆纳入了自己的说法。他表示，1943年末，他曾命令奥本海默完整交代情况，并承诺不会正式报告此事，也不会将其转交联邦调查局。按照这段回忆，奥本海默随后说，谢瓦利埃曾接触弗兰克，而弗兰克询问兄长该怎么办。

按照格罗夫斯的说法，奥本海默建议弗兰克不要与埃尔滕顿有任何牵连，并亲自找谢瓦利埃交涉。格罗夫斯认为，弗兰克向兄长求助可以理解，尽管他觉得弗兰克本应告知当地安全官员。他也相信这些中间人并无从事间谍活动的意图。然而，格罗夫斯无法确定弗兰克是否确实参与其中，也无法确定奥本海默是否提及弗兰克的名字，以解释自己为何迟迟没有报告这一接触。他始终未能消除疑虑——196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说自己猜想奥本海默或许是想避免兄弟卷入其中，但他从未确定奥本海默究竟在保护谁。

据记述对留存证据的评估，主动接触奥本海默的是哈康·谢瓦利埃，而非弗兰克。因此，格罗夫斯关于弗兰克参与其中的回忆，仍是一种错误或不确定的重构，而非已确定的事实。格罗夫斯反复承认自己无法确切说出奥本海默当时告诉了他什么，这一点是理解两人关系的关键——这位将军依然在保护奥本海默，但支撑这种保护的记忆细节并不稳定。

听证会与判断的变化

格罗夫斯在1954年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上作证时，称赞了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并表示：“如果他做出过不忠行为，我会感到十分惊讶。”然而，谈到谢瓦利埃事件时，他承认不同版本的说法已经开始令他困惑。他作证说，确实有人提出过接触，而且奥本海默知道此事，同时强调，在他看来，奥本海默当时一直在设法保护老朋友，其中或许包括他的兄弟。暗示弗兰克可能参与其中，使调查范围扩大，也进一步损害了奥本海默的可信度，尽管格罗夫斯没有提供任何能证实弗兰克参与的证据。

听证会也改变了格罗夫斯评估奥本海默时所依据的标准。在交叉询问中，格罗夫斯说，他认为自己1943年决定给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在当时是正确的。被问及如今是否会批准奥本海默时，他先解释说，《原子能法》要求委员会认定，获准接触限制级资料的人不会危害共同防务或安全。他对这一要求作了严格解释——依他之见，问题不在于是否已经证明某人具有危险性，而在于此人是否可能具有危险性。按照这一解释，并考虑到奥本海默过去的交往，格罗夫斯表示，如果自己是委员会成员，就不会批准他获得安全许可。

记述将这一变化与听证会周围的压力联系起来。刘易斯·施特劳斯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格罗夫斯拒绝配合，他可能面临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听证会并未披露所有可能使格罗夫斯的证词得到补充的信息——罗杰·罗布没有提及格罗夫斯早先保护奥本海默秘密的承诺，也没有揭示格罗夫斯关于弗兰克的猜测存在多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材料在联邦调查局文件中保密了二十五年。因此，格罗夫斯的证词承载着双重历史——早先拒绝背叛奥本海默的记录，以及他在当下作出的判断——按照严格的安全标准，他不会给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

被重新界定为安全判断的情谊

两人的关系并非简单地从忠诚转变为指控。格罗夫斯始终认为奥本海默是忠诚的；调查人员索取信息时，他也曾保护奥本海默的秘密。但1954年的审理迫使这位将军以另一个问题来衡量自己的个人判断——问题不再是他是否相信奥本海默曾有不忠行为，而是法律规定的安全门槛是否允许他确认奥本海默不会构成危险。格罗夫斯对这两个问题的区分，有助于解释他为何能够维护奥本海默的品格，却仍按照自己对法规的理解拒绝给予安全许可。

两人战时的信任与格罗夫斯在听证会上的证词之间的反差，也揭示了多年后重构一段保密谈话所付出的代价。格罗夫斯的说法保留着一种持久的确信——奥本海默曾试图保护自己关心的人；然而，具体细节不断变化，始终没有定论。在听证会的要求之下，不确定性本身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关弗兰克参与其中的猜测可能加深怀疑，而曾经保护奥本海默的承诺却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呈现。因此，他们的关系既是一段真实的战时信任史，也展现了这种信任如何被安全调查的程序与标准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