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奥本海默与哈康·谢瓦利埃的友谊

J.罗伯特·奥本海默与哈康·谢瓦利埃的关系，始于亲密的政治交往与私人友谊，但后来却因一次关于向苏联分享科学信息的短暂谈话而被定义。奥本海默试图保护朋友免受怀疑，因此作出的说法随时间发生变化；这些说法之间的矛盾后来成为对他不利的重要证据。他们的友谊并未就此消失——即使保密、监视以及对苏联日渐分歧的看法改变了两人关系的性质，彼此的情谊与往来仍然延续。

一段经受考验的亲密友谊

奥本海默和谢瓦利埃都把对方视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1942至1943年冬天，奥本海默夫妇准备离开伯克利时，邀请哈康·谢瓦利埃和芭芭拉·谢瓦利埃到他们位于伊格尔山的家中共进晚餐。奥本海默在厨房调制马提尼酒时，谢瓦利埃向他谈起自己与乔治·C·埃尔滕顿的一次谈话。埃尔滕顿是一名受雇于壳牌开发公司的物理学家。按照谢瓦利埃的说法，埃尔滕顿曾问他，奥本海默是否可能把科学信息传递给一位他在圣弗朗西斯科苏联领事馆认识的外交官。这段交谈很短，两人当时都没有留下记录。

谢瓦利埃后来坚持说，他是在把埃尔滕顿的提议告诉朋友，并非充当提议的中间人。奥本海默最初对这次谈话的理解也大致如此——这是一个他可以拒绝的接触，而不是一场朋友明知情而参与的有组织行动。他认为谢瓦利埃充其量只是过于热心的理想主义者，并担心立即报告会牵连自己信任的人。这一判断使他对朋友的个人忠诚与曼哈顿计划的安全要求发生冲突。

现存说法甚至对当时在厨房里是谁反对这项提议也各不相同。谢瓦利埃在回忆录中说，奥本海默显然十分不安，两人只交换了一两句话，谈话便到此为止。奥本海默后来作证说，他曾称这项提议为叛国行为，但不确定自己当时的确切用词。凯瑟琳·奥本海默在罗伯特去世后讲述这件事时说，她当时在场，并且是她大声表示反对；谢瓦利埃则否认她曾走进厨房。书中没有提供能够解决这些分歧的同时代笔记。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两位朋友结束谈话时，并未把这件事视为将左右他们一生的事件。

向军事情报部门报告

1943年8月，陆军反间谍官员鲍里斯·帕什讯问奥本海默时，奥本海默指出埃尔滕顿是一个应当受到监视的人，却拒绝说出那位把埃尔滕顿与项目联系起来的伯克利教职人员的身份。他称中间人并无恶意，并说受到接触的人都只是困惑不解，并未配合。奥本海默还讲述了与两三名洛斯阿拉莫斯或伯克利实验室相关科学家的接触，同时坚称他们并未支持这项提议。他将这些接触解释为战时通过官方渠道与苏联盟友分享信息困难所引发的错误应对。

帕什认为，不论中间人的意图如何，获取曼哈顿计划信息的行为都属于间谍活动。相比之下，奥本海默试图区分发起接触的人与对此作出反应的人，并保护后者不被卷入调查。他说自己隐瞒中间人的姓名，是因为认为此人无辜。这一区分体现了他对谢瓦利埃的情谊，但也使调查人员面对一项严重指控，却不知道是谁把这项接触引向了项目。

9月，约翰·兰斯代尔再次就此事询问奥本海默，并追问那位未具名中间人以及据称受到接触的科学家。奥本海默仍不愿说出朋友的名字，称其他人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且整件事似乎既反复无常又缺乏系统性。他把隐瞒中间人身份说成是出于责任感。然而，根据莱斯利·格罗夫斯后来下达的命令，奥本海默于1943年12月勉强说出了谢瓦利埃的名字，但仍将他描述为无害且没有间谍行为。于是，这段友谊不仅因接触事件的起源而出现在安全档案中，也因为奥本海默起初隐瞒姓名的原因而留在档案里。

相互矛盾的说法与录音中的供述

档案并未形成单一的说法。奥本海默8月与帕什的谈话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录下的，后来收入他的安全档案。在这段谈话中，他提到多次接触和一名未具名中间人；此后，他却称自己向帕什报告的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目的是保护谢瓦利埃。录音保存了奥本海默对帕什说过的话，却无法证明相关事件的实际经过究竟是哪一种说法。随着时间推移，这份记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战时讯问中作出的陈述成了一份固定文件，可用来对照后来的回忆与解释。

1946年，谢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在同一天分别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他们的说法大体一致——埃尔滕顿经由谢瓦利埃传达了一项苏联方面的请求，谢瓦利埃随后找了奥本海默，而奥本海默拒绝了请求。谢瓦利埃否认曾向其他任何人提出过具体建议。几周后，谢瓦利埃在伊格尔山的一次聚会中告诉奥本海默自己接受讯问的事，奥本海默便提议两人到外面谈。在花园里，他长时间追问谢瓦利埃，并向他保证，当初报告这次谈话是正确的。谢瓦利埃接着问起据称曾接触三名科学家以及多次试图获取机密的说法。按照谢瓦利埃的回忆，奥本海默没有回答。

奥本海默试图回想自己对帕什说过什么，因而变得越来越紧张。当妻子叫他回屋，因为其他客人即将到来时，他仍继续谈话；谢瓦利埃回忆说，奥本海默最后朝她大喊，让她走开。他从未见过朋友如此失态。这一幕显示，旧日友谊仍是两人私下讨论此事的渠道，但也显现出这件事对奥本海默的镇定以及他的家庭生活造成的压力。

1946年9月，奥本海默告诉联邦调查局特工，他编造了三名身份不明的同事的故事，是为了隐瞒谢瓦利埃的身份。书中没有弄清他为何作出这一解释。他或许在1943年向帕什陈述时夸大了事实；或许在花园谈话中得知谢瓦利埃并未接触其他科学家；又或者，正如书中提出的另一种可能，他改变说法是为了同时保护谢瓦利埃和那些未具名的科学家。这些可能性留下了一项影响重大的模糊之处——奥本海默已经向军方当局说出了谢瓦利埃的名字，但他承认自己曾对他们撒谎，本身也可能损害他的可信度。这些矛盾后来又在1954年安全听证会上重现。

事件之后依然延续的情谊

这件事并未立即终结两人的友谊。1945年8月，谢瓦利埃祝贺奥本海默声名鹊起，奥本海默随后给他写了一封信；谢瓦利埃后来形容，信中仍保留着两人一贯的情谊与亲密。奥本海默为制造原子弹的决定辩护，称在全世界的人们渴望和平之际，必须让原子弹投入公开使用，但他也承认对当时的情势深感疑虑。这封信表明，即使原子弹及其后果进入了两人的通信，他们共同的往事在情感上仍然鲜明。

1946年5月，两位朋友在斯廷森海滩重逢时，谢瓦利埃觉得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已显著右移。奥本海默告诉他，自己确有理由改变对苏联的看法，尽管无法解释原因；他还劝谢瓦利埃不要盲目信任苏联政策。这番告诫使他们早年的政治情谊与奥本海默战后的立场形成直接对照。谢瓦利埃对朋友批评美国共产党和苏联感到震惊，但这场交流仍是一次试图说服对方的私人谈话，并非简单地断绝关系。

他们后来的几次会面，既保留了熟悉感，也笼罩在日益加深的调查阴影之下。1953年在巴黎，他们谈到了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经历以及谢瓦利埃的就业忧虑；奥本海默夫妇准备离开时，奥本海默说自己并不期待接下来的几个月。谢瓦利埃认为朋友穿得不够暖和，便送给他一条意大利丝绸围巾。两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友谊即将受到审判。当时，刘易斯·施特劳斯的助手威廉·利斯库姆·博登正准备提出指控，依据的材料来自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其中包括他与共产主义者的交往史以及他的核政策建议。

友谊成为证据及其后果

谢瓦利埃事件使这段友谊成为奥本海默后来遭受迫害的机制之一。同样是对朋友的忠诚，促使他作出彼此矛盾的陈述，先后见于帕什的讯问、1946年的联邦调查局访谈以及后来的证词。书中没有把这些矛盾当成某种单一且确定动机的证明，而是并列呈现相互竞争的解释，并强调仅凭录音、官方档案和事后回忆，能够确定的事实有限。

因此，这段关系同时承载着两段历史。它是一段真挚的友谊，有待客、私信、重逢和持续关心为证；它也是那条使一项向苏联传递信息的提议进入奥本海默安全档案的人际纽带。随着政治环境变化，情谊依然延续，却未能恢复两人过去对苏联的共识，也无法消除奥本海默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到了后来的听证会上，两位朋友之间一次短暂的战时谈话，已经变成检验他是否诚实、判断是否妥当以及是否忠诚的考验；而他试图保护谢瓦利埃时产生的文件矛盾，也再无法继续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