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奥本海默与珍·塔特洛克的关系

J.罗伯特·奥本海默与琼·塔特洛克的关系，既有早年的恋爱依恋，也有战时的友谊；婚姻与距离都未能将两者彻底切断。奥本海默与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结婚后仍继续与塔特洛克见面，在他迁往洛斯阿拉莫斯后，两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依然牢固。1943年6月的最后一次会面受到军事情报人员监视，使私人亲密关系成为安全机构怀疑的对象；塔特洛克去世后，奥本海默的悲痛与一种感受密不可分——工作与境遇迫使他将她独自留下。

经历分离而延续的依恋

奥本海默与塔特洛克在他1940年与基蒂结婚前曾有过一段深厚的恋情。塔特洛克后来告诉伊迪丝·阿恩斯坦·詹金斯，她后悔当初拒绝嫁给奥本海默，并认为如果那时自己没有如此困惑，或许就会嫁给他。这段回忆显示两人的感情具有相互性，却没有简单的结局——结婚的可能属于更早的时刻，而这份依恋则延续到了奥本海默的婚后生活中。

1939年至1943年间，奥本海默继续与塔特洛克见面，大约每年两次。他们在伯克利的聚会上相遇，他也会去她的公寓，以及她任职的儿童医院办公室；她在那里做精神科医生。另一些时候，他会在她父亲家中、奥本海默家附近的伊格尔希尔大道，或在圣弗朗西斯科的马克之巅餐厅与她小酌。记录证实两人经常往来、情感持久，但不能证明他们是否重新开始了性关系。这个区别很重要——两人的关系亲密，但他们在这些年份里关系的确切性质仍不确定。

塔特洛克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与职业生涯。到1943年春，她已是琼·塔特洛克博士，在锡安山医院担任儿科精神科医生，患者是深受困扰的儿童。她的工作似乎很适合她的性情与才智。与此同时，她并不快乐，并在接受西格弗里德·伯恩费尔德的心理支持；伯恩费尔德是奥本海默的朋友，也是她接受训练时的分析师。她的事业与痛苦都存在于这段关系之中；这不仅是一段被追忆的青春恋情——奥本海默仍是她想见的人，也是她请求回来的人。

前往洛斯阿拉莫斯与最后一次会面

1943年春，奥本海默与基蒂离开伯克利前往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塔特洛克告诉他自己非常想见他。他离开前没有与她见面。原因不得而知。安全方面的顾虑或许不能解释这次拒绝，因为他特意向史蒂夫·纳尔逊道别；基蒂可能反对，也只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无论这项决定背后是什么原因，奥本海默都因未能见塔特洛克便离开而感到内疚。两人有书信往来，但塔特洛克觉得他的信令人费解，并痛苦地请求他回来。他知道她极度不快乐。

1943年6月，奥本海默回访伯克利时，特意去看望她。情报人员一路跟踪他。6月14日，他从伯克利前往圣弗朗西斯科，塔特洛克在那里与他见面并亲吻了他。他们手挽手走到她那辆绿色的1935年款普利茅斯轿跑车旁，她开车载他们前往索奇米尔科咖啡馆，在那里两人吃饭、喝酒。之后，他们去了她位于蒙哥马利街1405号的公寓。情报人员记录称，晚上11时30分灯熄灭；第二天早上，两人一起离开大楼。报告将他们的关系描述为亲昵而亲密。情报人员的报告记录了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却不能确定两人私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晚上，塔特洛克在圣弗朗西斯科市中心的美联航办事处与奥本海默见面。他匆忙迎上前去；两人走到她的汽车旁，在基特·卡森餐厅吃饭，随后她开车送他去机场，搭乘飞往新墨西哥的航班。他再也没有见过她。多年后，当被问及塔特洛克为何想见他时，奥本海默回答说，她仍然爱着他。他的回答为这次会面提供了一个直截了当的个人解释，同时也让这段关系未解的过往继续悬而未决。

监视之下的亲密关系

塔特洛克的政治交往使这些会面变成了引发国家安全疑虑的事件。她是已知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奥本海默前去探望她的消息传到了华盛顿。联邦调查局认为，她可能成为原子秘密传到苏联情报机构的渠道。联邦调查局的说法只是指控，并非塔特洛克传递过信息的证据——该局猜测她可能向奥本海默套取秘密，或将秘密转交给间谍，并建议窃听她的电话。当年夏末，陆军情报部门或联邦调查局在她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

监视暴露出奥本海默的私人依恋与他领导洛斯阿拉莫斯项目的职位之间的冲突。6月的会面之后，他清楚地意识到，继续这段关系可能危及自己的工作。他有一个深爱的妻子、一个孩子，也肩负着对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人员的责任；从塔特洛克的角度看，她或许会觉得，他选择了抱负而非爱情。叙述没有把分离归结为单一动机，也没有给出简单的道德评判。它展现了围绕奥本海默的安全要求如何压缩他的选择，同时让塔特洛克承受他缺席所带来的情感后果。

丧失、愧疚与这段关系的余波

塔特洛克自杀，对奥本海默而言是沉重的丧失。他曾想娶她，在她需要帮助的时期一直是她忠诚的朋友，也曾花很多时间陪她散步、谈心，帮助她走出抑郁。罗伯特·瑟伯前来告诉他她去世的消息时，奥本海默已经听说了。他悲痛欲绝，随后离开住处，独自在洛斯阿拉莫斯周围的松林中长时间散步。他的悲痛包含悔恨、愤怒、挫折、悲伤与愧疚感；叙述将这些呈现为围绕丧失而产生的痛苦、相互冲突的情绪，而不是奥本海默导致她死亡的证据。

回顾起来，这段关系似乎陷于关怀与抽离之间。奥本海默曾是塔特洛克重要的情感支柱，但最后一次会面之后，如果不冒着危及工作与那些已经支配他生活的责任的风险，他便无法继续这段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称她为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主任期间的第一个牺牲者——她并非在那里遭遇了某个实际事件，而是她与奥本海默的关系因项目的要求而破裂。这样的表述保留了悲剧意味，却没有断言塔特洛克本人如何看待此事，也没有断言奥本海默还能做些什么。

叙述也将这段关系视为一件需要依据证据与记忆来考察的事情，而非一个能够完整还原的私人故事。会面、通信、监视报告和后来的回忆，证实了这段关系持续的时间、亲密程度及其结局，却仍留下一些未解之处。这种张力正是其意义的核心——奥本海默曾爱过的女人依然留在他的生命中，但婚姻、战时职责与官方审查使亲近变得越来越困难。1943年6月之后，分离成为定局，而他最后获知这段关系的消息，来自失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