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奥本海默与约翰·兰斯代尔的关系

约翰·兰斯代尔与J.罗伯特·奥本海默之间的安全审查关系，是在一次次疑虑与信任并存的谈话中建立起来的。兰斯代尔负责评估围绕曼哈顿计划科学主任的政治与安全问题。他认真对待这些疑虑，但与那些想要撤换奥本海默的军官不同，他逐渐开始信任奥本海默。他们最重要的几次谈话围绕一个棘手的区分展开——奥本海默愿意谈论政治关系和项目安全，却不愿说出一起疑似间谍接触事件中牵线人的姓名，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不公正地牵连他认为无辜的人。

受疑虑影响的评估

与奥本海默会面后不久，兰斯代尔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准备了一份两页的备忘录。备忘录列出联邦调查局视为政治“外围”组织的团体，以及奥本海默与被认定为共产主义者或疑似共产主义者的人士之间的交往。其中提到奥本海默与琼·塔特洛克和谢瓦利埃的友谊，还记录了一名线人的报告，称奥本海默和弟弟弗兰克定期登记加入美国共产党。兰斯代尔的清单反映了安全疑虑的广泛程度；然而，他并未因此建议解雇奥本海默。

相反，1943年7月，兰斯代尔建议格罗夫斯告知奥本海默，美国共产党正试图获取曼哈顿计划的情报，而陆军正在调查涉嫌追随该党路线的人。兰斯代尔提议利用奥本海默的职权和知识，帮助查明涉事人员。实际上，留任他担任科学主任，也意味着向他施压，要求他充当线人。这一做法一方面倚重奥本海默对项目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怀疑他过去和当下的政治交往。

洛马尼茨与忠诚问题

奥本海默试图为自己的门生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出面后，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更为私人化。洛马尼茨接到陆军体格检查通知后，奥本海默发电报抗议，称陆军正在犯下严重错误，而且洛马尼茨是伯克利唯一能承担一项重要职责的人。然而，洛马尼茨最终还是应征入伍。几天后，兰斯代尔来到奥本海默办公室，警告他不要再试图帮助这位年轻物理学家；兰斯代尔说，洛马尼茨的政治活动不容忽视。

奥本海默对此很愤怒。他说，洛马尼茨曾承诺，如果加入原子弹项目，就不再参与政治活动。随后，两人的争论扩大到美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和安全问题。兰斯代尔说，他关心的是机密信息是否落入未经授权者手中，而不是某人的政治信仰。奥本海默认为这还不够。他指出，积极的党籍会造成忠诚分裂的问题，因为党的纪律与对项目的完全忠诚并不相容。他把现任党员与前党员区分开来，并承认洛斯阿拉莫斯有些人曾是党员。

兰斯代尔把奥本海默经过谨慎限定的言辞理解为一种间接承认——他自己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并在开始这项工作时断绝了与该党的关系。兰斯代尔觉得奥本海默似乎急于解释自己，言辞含蓄，态度真诚。尽管两人后来仍不断围绕安全问题争执，兰斯代尔离开时相信奥本海默忠于并献身于美国。这一判断十分重要——兰斯代尔能够承认这些政治交往确实值得重视，却不把它们当作不忠的证据。

埃尔滕顿接触与隐瞒姓名

洛马尼茨事件之后，奥本海默本人对安全问题的忧虑加深了。他怀疑洛马尼茨惹上麻烦可能是因为组织工会活动，并想起壳牌开发公司的工程师乔治·C·埃尔滕顿曾积极参与同一个工会组织。此前，埃尔滕顿曾促使谢瓦利埃向奥本海默提出，将项目情报传给苏联。奥本海默起初认为这荒唐可笑，如今却觉得事情很严重。他将埃尔滕顿的情况告知陆军当局，并于1943年8月25日向辐射实验室的安全官员指出，埃尔滕顿是应该受到监视的人。

陆军反间谍人员向他询问时，奥本海默说出了埃尔滕顿的名字，却隐瞒了曾向他接洽的牵线人身份。他说牵线人是无辜的，而且被接触的人都拒绝了这项提议。9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兰斯代尔读过奥本海默此前审讯的记录后，着手弄清事情经过。他承认自己此前几次谈话并未完全坦诚，随后告诉奥本海默，政府从2月起就知道有人在向苏联政府传递项目情报。奥本海默似乎真的感到惊讶，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只记得此前那次接触。

兰斯代尔追问核心问题——奥本海默怎么能确定埃尔滕顿没有接触其他科学家？奥本海默承认自己无法确定，却仍不愿说出牵线人和其他涉事者的名字。他说，自己知道的其他姓名似乎都不属于犯有不当行为的人，并形容这次接触既反复无常，又毫无章法。他坚持认为，出于责任感，隐瞒牵线人的姓名是正当的。他并非否认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他的判断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出他人姓名，会把无辜者卷入调查。

当兰斯代尔询问他认为哪些伯克利工作人员现在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时，奥本海默确实提供了姓名。他指出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和约瑟夫·温伯格是现任党员，称简·缪尔可能是党员，并说夏洛特·塞伯曾经加入过该党。谈到罗伯特·瑟伯时，他说自己认为对方可能入过党，但并不确定。然而，当兰斯代尔再次要求他说出与那次接触有关的人时，奥本海默称牵连一个自己敢打赌没有参与此事的人是“卑劣的伎俩”。这种对照体现了他们交谈的典型特点——奥本海默会透露政治方面的信息，同时也会在他认为缺乏依据的指控周围划出道德界限。

谨慎而重要的信任

两天后，9月14日，兰斯代尔和格罗夫斯在从夏延前往芝加哥的火车上与奥本海默谈及埃尔滕顿。奥本海默说，只有在奉命的情况下，他才会说出牵线人的身份。大约一个月后再次受到追问时，他仍坚持这一立场。格罗夫斯接受了他的拒绝，将其理解为一种孩子气的信念，认为告发朋友是不对的；兰斯代尔和格罗夫斯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相信奥本海默说的是实话。

这种信任并未消除他们关系周围的制度性压力。兰斯代尔早先的策略曾考虑从奥本海默那里套取情报，而后来的谈话则检验他的埃尔滕顿接触事件说法是否可信。谈话内容被记录下来，奥本海默所作的陈述后来成为安全档案的一部分；这份档案日后加深了人们的不确定——他究竟一开始就撒了谎，还是后来改变了说法。因此，兰斯代尔个人相信奥本海默真诚，与官方记录可能被用来对付奥本海默，这两者并存。

他们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友谊，也不是毫无保留的监视。兰斯代尔承认奥本海默的交往关系带来风险，但也接触到一位愿意讨论忠诚、区分现任与前任美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并抵制他认为不公正指控的科学家。反过来，奥本海默继续与兰斯代尔接触，同时也逐渐明白，自己为同事出面以及对自身行为所作的解释，都可能成为安全审查证据。他们的交往表明，信任是在战时猜疑的机制之内，而非之外逐渐形成的；也表明，基于原则拒绝说出他人姓名，本身也可能成为挥之不去的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