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多夫大公

德米多夫大公是伯爵的教父、监护人，也是他始终奉行纪律、服务公众的典范。他曾与伯爵的父亲同为骑兵战友；1900年伯爵的父母相继去世后，他承担起照料年幼伯爵的责任，劝他为了姐姐坚强起来，并要掌控自身处境、战胜逆境，而非屈服于逆境。大公去世后，他留下的书桌、朴茨茅斯条约的历史，以及家人纪念他的仪式，仍让人感受到他的存在。

身份与公共服务

大公被描绘成一位举止与其公共职责相称的人物。他留着浓密的白色鬓角，双眼淡蓝，肩佩金色肩章；他会说四种语言，阅读六种语言的作品。他终身未婚，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朴茨茅斯条约谈判，并管理三处庄园。他承担的事务范围之广，说明他的一生以工作与责任为中心；他看重勤勉、鄙弃无聊琐事，这一对比更凸显了这一点。

他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在俄日战争的历史中有着明确的位置。作为沙皇宫廷派出的特使，他与俄罗斯和日本代表共同签署了结束这场冲突的条约。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米什卡）后来查看的一张照片中，大公位于画面中心偏左，与其他代表一道正式合影。这张照片既记录了终结战争的外交工作，也展现了他所代表的宫廷身份。

教父与监护人

在从事外交工作和管理庄园之前，大公曾与伯爵的父亲一同担任骑兵军校学员。早年的战友情谊由此成为家族纽带——他是伯爵的教父，实际上也一直悉心照看着他。1900年，伯爵的父母因霍乱在数小时内相继去世，大公把年幼的伯爵带到一旁。他告诉伯爵，必须为了姐姐坚强起来；逆境有多种形式；若一个人不能掌控自身处境，终将反受其制。

这番劝诫着眼于实际，而非单纯安慰。它把伯爵对姐姐的责任与应对未来种种困难这一更大的任务联系起来，也赋予纪律以道德意义——掌控自己的人生，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依赖自己力量的人。后来，伯爵用手抚过大公书桌的桌面，这一举动将他记忆中的劝诫与看得见摸得着的遗物联系起来。桌面上的凹痕令他思索，这里曾留下多少指示、辩论与忠告；不过，叙述并未指出任何一道痕迹是某次具体谈话留下的印记。

书桌与隐藏的隔层

这张书桌制于路易十六时代的巴黎，饰有镀金装饰，桌面覆以皮革。大公将它留给伯爵，使它既是一份私人遗赠，也是一件与漫长工作生涯相连的物品。四十余年间，桌面上曾写下给看护人员的简明指示、说服政治家的有力论据，以及给朋友的周详忠告。这些不同用途，使书桌成为大公务实角色与公共职责的实物记录——它的历史从家务管理延伸到政治游说和私人友谊。

伯爵还发现了书桌另一项隐秘的用途。回到住处后，他坐在地板上，伸手探向书桌右前腿的后方，摸到一个暗扣。他按下暗扣，一扇严丝合缝的小门随即开启，露出一个铺着天鹅绒的空腔，里面堆放着一块块黄金。另外三条桌腿里也各有装满黄金的空腔。这一发现揭示了书桌精致外表下的隐秘内部，但现有信息只能证实藏金之处，并未说明黄金何时或为何藏在那里。书桌的构造与隐蔽设计，为这份遗产增添了字面意义——大公留下的不仅是一件实用物品和一处记忆的寄托，也是一笔来历未明的隐秘储备。

逝世与纪念

1910年，在艾德尔霍尔庄园，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米什卡）见证了罗斯托夫家族的习俗——在家人逝世十周年之际，全家聚在一起，举杯共饮教皇新堡葡萄酒。人们推举大公为第一位举杯者，以纪念数小时前相继去世的伯爵父母。这场仪式让大公成为家族纪念传统的一部分，也令人想起他曾担任伯爵监护人的角色。

大公于1912年9月21日骑马时在马背上去世，恰好是在这段回忆发生的十年前。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米什卡）眼中的大公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仿佛生来便身着礼服，很少坐下，也从不饮酒。他称大公是一个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这话饱含敬意，并非简单的否定——大公属于一个讲究仪态的旧世界，但他的劝诫和遗物仍在当下发挥作用。伯爵拿着两杯波尔多葡萄酒出现时，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米什卡）已把照片放回架上；随后，两位老友一同举杯。这一举动将公共历史、私人悲痛与友谊融为一体，让人们既通过大公保护过的家人，也通过他服务国家的事业，铭记这位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