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乌尔巴诺娃

安娜·乌尔巴诺娃在小说中的人生由表演塑造，却不局限于他人为她安排的角色。她被发掘为电影明星，后来又获邀重返舞台，亲身经历了名望这份特权如何来得快，也能轻易消退。她与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的长期关系，将这些变化串联成一个关于吸引、失望、重拾事业与实际忠诚的故事。在公众场合，她能够掌控全场；在私下，她则成为少数能与伯爵共同体会失宠者处境的人之一。

崛起与明星的塑造

1923年，安娜走进大都会酒店的大堂时，还没走到前台，众人的目光便已追随着她。她身材高挑，红褐色头发，神态自信，戴着一顶饰羽的帽子；两只波索尔犬绷紧牵绳，侍者则在她身后拖着行李。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既注意到她引人注目的外表，也留意到猎犬想象中的庄园生活与它们眼下身处酒店大堂之间的反差。这一登场展现出一位习惯成为众人目光焦点的女性，而猎犬则让周遭世界的变迁显现出来。

她的名声有着一段近在眼前而又颇为特别的来历。1919年，伊万·罗索茨基在敖德萨城外的一家地方剧院发现了她，并选她担任自己接下来两部电影的女主角。两部影片都是历史爱情片，赞颂劳动人民的道德纯洁，贬斥腐败的特权阶级。安娜先后扮演一名厨房女佣，她使一位年轻贵族放弃宫廷生活；以及一名女继承人，她拒绝继承遗产，嫁给铁匠学徒。罗索茨基将这些故事塑造成如梦似幻的往事回忆，反复以安娜的特写镜头作为影片场景的中心——她满怀憧憬、忧心忡忡，最终坠入爱河。

这些影片既受到公众欢迎，也颇得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青睐；后者看重它们为战争岁月带来的消遣。安娜不仅受到瞩目，也获得了成功的物质标志。1921年，她加入全俄电影联盟，得以使用联盟的仓库；次年，她获准使用彼得戈夫附近的一座别墅。到1923年，她已拥有一座前毛皮商人的宅邸，里面摆着镀金椅子、彩绘衣柜和路易十四式梳妆台。在那里的晚会上，她练习身着长丝裙走下楼梯，画家、作家、演员和党内高级成员则在楼下等候。这番精心安排的出场不只是私人的风雅，而是将她的名望变成了一场反复上演的公开表演。

亲密关系与共同的起落

伯爵与安娜的初次相遇，打乱了他惯常掌控社交节奏的方式。在夏里亚宾酒吧读完她的便条后，他发现自己受到随意而亲切的接待，继而参加了一场烛光下的双人晚餐。他们谈起童年往事时，他讲述了故乡、姐姐和求学岁月。接着，安娜绕过桌子，揪住他的衣领，吻了他。他每一步都猝不及防；当她走进卧室脱下衬衫时，这与他往日以预先洞察一切需求为傲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反差。对他而言，慢人一步竟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小说并未将他们的关系描绘成逃离伯爵地位衰落的简单途径。当他与安娜为旧时光举杯时，叙述者将他们置于一群曾从令人艳羡的生活中跌落的人之中。他们本可以保留旧衣服，反复讲述昔日特权的故事，以此掩饰变化；也可以沉溺于自怜而退避；但他们选择成为小说所说的“受挫者联盟”的一员。成员们无需外在标记，便能认出彼此。他们已明白，美貌、影响力、名望与特权都是借来的，并非永恒，因此对奉承心存戒备，对野心抱有同情，也不容易受人打动或冒犯。安娜与伯爵的情谊因而不仅建立在吸引之上，也源于他们共同明白，公众声望何其脆弱。

小说还展现了安娜与伯爵的关系如何贯穿她事业起伏不定的历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尽管伯爵说过当晚不再接受任何约会，他仍躺在她的床上，谈论人类不肯彻底向可能发生之事与不可避免之事屈服。这个场景将他们的亲密关系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并置——这是一个私人空间，伯爵可以在其中表达自己对听天由命的抗拒。后来，索菲娅提起是否邀请安娜共进晚餐时，伯爵抗议说，按惯例，应该先认识一个人再发出邀请。索菲娅开始转述玛丽娜对他不愿邀请的看法，说明安娜在他生活中的位置显而易见，甚至引起了家人的议论。

超越银幕的事业

安娜的职业生涯并非从成名直线走向销声匿迹。在声望跌落一段时间后，她与一位旧导演朋友共进晚餐，因而获得出演一个电影片段的机会，在其中饰演一名中年工厂女工。工人们未能完成季度指标，正准备写信给党领导层，说明他们面对的阻碍。安娜饰演的角色头发用头巾向后包起，她站起来，慷慨激昂地争辩说，他们应该继续奋力向前。这个角色既没有赋予安娜光鲜亮丽的身份，也没有让她占据早年爱情片女主角那样的中心位置。它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位女性——她不再年轻，也不再艳丽，却依然骄傲不屈；摄影机则靠近，倾听她的声音。

安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返银幕后，又回到了现场剧院。1948年，马利剧院的导演让这位五十岁的女演员重返舞台。小说将剧院与偏爱年轻美女的电影业区分开来——舞台能够承认《美狄亚》《麦克白夫人》和《海鸥》中伊琳娜·阿尔卡季娜这类角色的要求与表现空间。重返剧坛对安娜而言是幸事，但也改变了她与伯爵相处的节奏。她不再每年只来大都会酒店住上几天，而是一次住上好几个月；伯爵也重新密切关注起她的生活。

安娜在安东·契诃夫的《海鸥》中饰演伊琳娜·阿尔卡季娜时，正赶上全城停电。她和其他演员没有离开黑暗的舞台；他们受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方法的训练，于是依照各自角色面对停电时的反应行事。安娜在意外状况中继续表演，而没有把它当作表演的中断。这一刻让她的技艺格外鲜明——剧院条件突变时，表演仍能使场景延续下去。

忠诚、家庭记忆与叙事作用

安娜的表演能力也成了索菲娅遭遇危机时可以倚仗的力量。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读到将女儿调往斯大林格勒青年管弦乐团的信时，先是恶心难受，继而怒火中烧，因为他从列普列夫斯基经理的笑容中认出了恶意。在他来得及付诸行动之前，安娜从壁橱里走出来，走到伯爵身边，将手放在他的后腰上。她微笑着面对列普列夫斯基，把这场意外登场变成镇定自若的社交姿态。得知这位主任从未见过潘捷列伊蒙部长后，她称部长支持青年艺术人才，并声称他对索菲娅格外关心，已经为她在首都安排了计划。这番干预表明，安娜不只是伯爵的亲密伴侣；她还能够沉着应对威胁，并策略性地借助影响力叙述化解局面。

她与索菲娅的关系，也属于这个家庭生活中较为轻松、日常的一面。晚餐时，伯爵回忆起1946年在四楼发现的那场骚动，其中包括理查德·范德怀尔的军队配发短裤，随后又讲起安娜把所有衣服扔出窗外，半夜再将它们捡回来的故事。这件事已成了家庭轶闻——大家带着亲昵之情回忆这场不拘常规的插曲，而不是把它当作丑闻。前一晚，伯爵已经告诉索菲娅，想到她即将离开，他会多么伤心；想到她将要经历的冒险，他又会多么欣喜。因此，这顿晚餐得以在道别之中也容纳欢笑。

安娜与伯爵的友谊如何开始，也被纳入索菲娅迈向成年的经历之中。伯爵解释说，理发店那场风波过后几天，索菲娅的母亲来到他在皮亚扎餐厅的桌旁，询问他们去了哪里。这句简单的询问开启了他们的友谊。后来，索菲娅问他是否后悔在革命后回到俄罗斯，伯爵把她的问题当作一位成年人向另一位成年人提出的问题，并回答说，生活需要他出现在某个特定地点的那一刻，正是她母亲把她带进大都会酒店大堂的那一刻。这番交谈中安娜并不在场，但索菲娅继承的故事里，包含着伯爵与她母亲关系的起点。

安娜在叙事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她从站在楼梯顶端的明星到拒绝屈服的中年女工，从能揪住伯爵衣领的女人到用手扶住他后腰、使他镇定下来的演员之间的丰富跨度。她的公众形象有所变化，曾经给予她回报的机构也无法保证她永远享有名望。然而，表演始终是她可以运用的技艺、社交智慧与行动方式。等到她帮助守护索菲娅的未来时，最初与成为众人瞩目中心相联系的本领，已成为陪伴在他人身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