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与朱迪丝·博克斯医生:治疗及接触教师人格

24个比利

朱迪思·博克斯医生与比利·米利根的治疗关系始于这样一个时期——治疗似乎已与禁闭密不可分。比利转往俄亥俄州代顿市后,希望回到雅典,并继续接受大卫·考尔医生的治疗;这一希望落空后,博克斯医生提出了另一条路。作为哥伦布一所新开司法精神病区的临床主任,她有治疗多重人格患者的经验,也早已对比利的病例抱有兴趣。她的治疗重新采用了密集的人格融合方法,接触到了教师,一度让重新融合似乎成为可能;但后来她的合同未获续签,教师人格也随之分裂。

一位临床医生成为可能的出路

到1981年7月,比利身在代顿,日渐疏离医院外的生活。坦达报告说,他不再换衣服、刮胡子或吃饭,也不再与外界联络。丹尼尔·凯斯探访时,汤米说,阿瑟已放弃接受治疗和治愈的希望,并决定自杀。凯斯认为,转出代顿或许能提供另一种选择。

眼前的障碍是,比利坚持认为,只有回到雅典、由考尔医生为他治疗,才值得考虑。他拒绝从一家高度戒备医院转到另一家,尤其不愿前往俄亥俄中部精神病院;他十五岁时曾在那里住过三个月。凯斯指出,博克斯医生治疗过其他多重人格患者,与考尔医生相熟,在此前的法庭听证会上曾为比利作证,而且早已对他的病例表现出兴趣。汤米最终同意转院——并不是因为比利不再想去雅典,而是因为博克斯代表着一个可信的求助可能。

精神卫生部、检察官和法官批准了这次转院,将其视作在两家高度戒备医院之间进行的内部转院,因此无需举行法庭听证。行政程序进展缓慢,拉长了比利同意转院与获得他希望博克斯医生提供的治疗之间的间隔。

接触教师

在新病区,博克斯医生开始采用密集治疗方法;此前,这些方法曾在雅典精神健康中心成功促成比利的各个人格融合。她先与大卫、拉根、阿瑟、艾伦和凯文合作,之后终于成功接触到教师。治疗次序很重要——与教师取得联系,是在持续与其他人格进行治疗之后,而非一次孤立的干预。

有一段时间,凯斯很难碰上教师。探访期间,艾伦或汤米会说凯斯刚刚错过了他。凯斯留下字条,请人贴在房间里,告诉教师只要他在场,就给自己打电话。大约一周后,教师打来了电话。这一插曲表明,博克斯的治疗打开了一条渠道,让比利的内在人格群体能够在治疗会谈之外进行沟通,并与长期关注此案的人取得联系。

比利讲述的代顿生活,说明了这项临床治疗工作为何如此重要。他希望杰伊·弗劳尔斯法官在自己的180天听证会上裁定他不需要待在高度戒备机构,并将他送回雅典。他相信考尔医生能为他治疗、再次促成融合,并让教师回来。他说,比利-U睡着后,情况就变得像威尔伯医生唤醒他之前那样。因此,博克斯的治疗方案是在脆弱的处境中展开的——比利希望换一家医院,找一位熟悉的医生;而接触教师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另一家高度戒备机构中的一位新临床医生。

机构压力下的治疗

转院并没有使比利摆脱机构管控。他此前曾被关在哈丁医院韦克菲尔德小屋病区的上锁病房里,特殊护理室通过窥视孔全天候接受监视。后来在雅典,限制措施则写进了一份合同——探访、电话、金钱、绘画材料和各项特权都受到限制;只有在比利遵守规定后,特权才会分阶段恢复。这些情况发生在不同的时期和治疗环境中,但都体现了比利治疗中反复出现的矛盾——临床医生试图在机构内推动治疗进展,而机构也同时管控他的行为及与他人接触的机会。

在俄亥俄中部病区,1981年12月22日比利与坦达结婚后,这种压力以更为切身的形式显现出来。博克斯医生此前已前往澳大利亚。此后不久,教师和坦达注意到情况发生变化——教师停用了所有药物,工作人员开始搜查他的房间,比利在探访前后都要接受脱衣搜身。坦达有时也要接受脱衣搜身。两人都认为这些做法有辱人格,并觉得这相当于蓄意骚扰。现有材料并不能证明这些措施由博克斯下令或控制;相反,这些措施发生的时间表明,治疗关系受到机构内部决策的影响,而这些决策超出了她所开展的临床工作范围。

离职与分裂

博克斯医生从澳大利亚回来后,得知精神卫生部不会续签她的合同。她向凯斯形容,自己是被排挤出去的。她的离职使此前维系治疗连续性的工作骤然中断,而正是这种连续性使针对教师的治疗得以开展。教师人格随之分裂,博克斯曾成功接触到的这一人格似乎重新出现的阶段也就此结束。

约翰·戴维斯医生接手成为比利的治疗师。他起初持怀疑态度,后来却深入了解比利的背景,赢得了大多数人格的信任,并得以与他们合作。后来开展的治疗工作并未抹去博克斯离职所造成的中断——原始材料明确将教师人格的分裂与她离职后的紧接时期联系起来,同时将戴维斯的工作描述为一个新的治疗阶段。

这段关系的重要性

根据现有记载,博克斯对比利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实际治疗上,也有明确的限度。她采用了在雅典已有成功先例的治疗方法,坚持与多个不同人格合作,最终接触到了教师。这一成就使她不再只是转院计划中一个可能前往的目的地——对比利而言,康复的希望与这样一种可能性紧密相连——一位了解他病情的临床医生能够恢复沟通并促成人格融合。

这段关系也揭示了治疗进展如何容易受到机构决策的影响。比利必须接受转往另一家高度戒备医院,才能获得博克斯的治疗;治疗工作在各种限制和安保措施中进行;而教师刚刚变得可以接触时,她的合同便未获续签。由此形成了治疗机会与机构不稳定之间的反差——博克斯的方法短暂重启了通往人格融合的道路,但医患关系无法确保维持这一进展所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