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Stanley Milligan—Cornelia Wilbur

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与威廉·斯坦利·米利根的关系，始于她试图接触那个被其他人格压制沉睡的人，后来则成为一次直面其分裂身份结构的关键相遇。她的到访不仅让一位知名精神科医生加入此案——她促使阿瑟和拉根允许他人接触比利，使原初人格短暂现身，也留下了印记；比利后来曾借此描述自己内心生活的动荡。

一次需要许可的到访

2月21日，精神科医生斯特拉·卡罗林告知公设辩护律师，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已同意从肯塔基州前往为米利根进行检查。威尔伯因治疗过西比尔而早已闻名；据称，西比尔有十六种人格。因此，这项会诊具有临床意义，但也带来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管理米利根内心世界的人必须同意让另一个外人知晓此事。

朱迪·史蒂文森和多萝西·特纳承担起争取同意的任务。她们必须分别说服各个人格，整个过程持续了数小时。那时，她们已经听说过几个名字，但还没有见过克里斯托弗的三岁妹妹克里斯汀，也没有见过其他人格让其沉睡的原初比利。最终，众人同意让包括检察官在内的一群人，旁观威尔伯在富兰克林县监狱与米利根会面。这次相遇由此一开始便同时受到多重审视——它既是一次精神科会诊，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信息披露，而它对审判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会见各个人格

会谈在楼下警长队员休息室举行，室内摆着折叠椅、黑板和警员交接班时使用的办公桌。朱迪·史蒂文森牵着米利根的手陪他走进来；多萝西·特纳走在前面，加里·施魏卡特跟在后面。米利根看到人群后犹豫起来，特纳便介绍在场的人，并引导他坐到离威尔伯最近的椅子上。威尔伯最先见到的是丹尼，而不是原初的比利。

丹尼心生怀疑，指责特纳把威尔伯的事告诉别人，违背了诺言。特纳解释说，威尔伯因为治疗过和他一样的人，所以能够理解他。随后，威尔伯以坚定而温和的方式让丹尼放松下来。她请他放松，并抬起左手按在额头上；手上的钻戒映着光，在丹尼眼中闪烁。丹尼说他想离开，不想再占据意识焦点。威尔伯接受了他的意愿，同时请求他离开后允许比利说话。她的做法承认了当前出现的人格，而不是把他当作障碍；但她没有忘记会面的目的——她是来见米利根出生时的那个本人的。

试图接触比利

接着出现的是阿瑟。在观察者看来，他的姿势、眼神交流方式和英国式说话腔调都显得与众不同。他介绍了其他人格，以及谁可以出来的规则。威尔伯坚持说她需要和比利谈话，阿瑟则警告说，唤醒比利很危险，因为他有自杀倾向。威尔伯继续交涉，解释说哈丁医生需要见他，而审判的结果可能意味着获得自由并接受治疗，也可能意味着入狱。

阿瑟没有让步，威尔伯便要求与拉根交谈。拉根提出异议，但威尔伯质疑他是否有权决定比利能否现身。她指责拉根让一个孩子承受本可由强壮成年人承担的痛苦，并主张应由治疗过类似病例的医生来作决定。拉根不安地挪动了一下，随后同意承担责任，但条件是所有男人先离开房间——比利因为父亲对他做过的事而害怕男人。这一约定既展现了威尔伯权威的力量，也显出其限度。她能够质询内在的把关者，但比利能否现身仍取决于他们的同意，也取决于环境是否能让他感到不那么受威胁。

男人们离开后，米利根脸色苍白，目光转向内心，嘴唇动着，仿佛在睡梦中说话。他睁开眼睛，哭喊说自己以为已经死了。但这并非威尔伯与比利持续进行的一场会面。哭声停下后，那张脸变得警觉却困惑，眼下出现的人格问是谁刚才在哭。威尔伯认出刚才现身的是比利，也就是原初人格或主体人格。说话者随后自称汤米；他不知道比利获准出来了。威尔伯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众人也被介绍认识汤米，之后汤米便被带回牢房。这短暂的现身使聚集在场的人能够直接观察到比利的存在；而汤米的困惑则表明，各个人格未必知道彼此的行动。

从相遇到长久的参照

3月16日，米利根从富兰克林县监狱转送至哈丁医院，比原定时间提前了两天。乔治·哈丁医生当时不在，于是肖梅克医生亲自负责照料，直到他回来。朱迪·史蒂文森和多萝西·特纳陪着丹尼前往韦克菲尔德小屋；那是一处封闭病区，收治十四名情况棘手、需要持续观察和个别照护的患者。接下来的阶段由医院团队负责，而非威尔伯的会谈；但它发生在各个人格亲自向临床人员和观察者显现之后。

威尔伯的影响也不止于首次检查。她的建议促成了让米利根留在雅典，而不将他送往利马的决定。书中在此没有进一步叙述她与米利根的直接接触，也不应将后来机构层面的种种冲突误认为是她亲自作出的决定。尽管如此，1979年10月，米利根仍被戴上约束具送往利马州立精神病院；1980年11月，他又被转至代顿司法精神中心。在那里，由于阿瑟和拉根担心比利会自杀，比利再次被迫沉睡。比利后来表示，比利人格沉睡时，一切都和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唤醒他之前一样。这段回忆使监狱里的会谈成为他叙述中的分界线——威尔伯的介入让人得以接触原初的比利，却没有促成稳定或持久的人格融合。

这段关系的意义

这次相遇将临床专业知识与一场关于谁能发言、谁有权作决定的交涉结合在一起。威尔伯把丹尼当作眼前的人来对待，在他想离开时倾听了他的意愿；当阿瑟和拉根试图阻止她接触比利时，她又对他们提出质疑。她劝说拉根时，不仅诉诸专业权威，也指出他所保护的孩子不应承担痛苦的重负。然而，结果仍有条件——只有在拉根同意、且男人们离开之后，比利才现身。

因此，威尔伯在米利根案中的作用既关乎证据，也关乎个人经历。这次会面让一群法律和医学领域的观察者亲眼见证身份迅速变化，也带来一段后来被比利记作觉醒的经历，成为衡量之后失序状态的参照。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一段持续的治疗合作，不如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相遇——威尔伯接触到了其他人一直隐瞒的那个人；即使治疗、监禁以及比利的人身安全问题后来不断变化，这次接触仍成了长久的参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