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0月24日

1917年10月24日，是本书反复回望的一个日期，标志着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战役中的军事失败，以及旧政治世界的终结。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战后回忆起这一天时，将战场上的失利与随后的动荡联系起来——数百万退伍军人回到国内，而这个国家的政治日益围绕群众动员、暴力以及彼此竞争的民族复兴承诺展开。

作为断裂点的日期

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回顾性叙述中，1917年10月24日如同卡波雷托的阴影，代表一个时代的垂死挣扎；按他的说法，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他描述一支由一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在一个周末内覆灭。这个日期的作用，与其说是日历上一个一闪而过的标记，不如说是一条分界线——旧秩序遭受了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至于它的政治语言和熟悉的领导人似乎都无法主导接下来的局势。

这种断裂感延伸到了战场之外。战后景象被描绘成一个既有政治人物不复存在、幸存者却挤满各处的欧洲。五百万返乡退伍军人涌向边境，而进一步的艰难与冲突仍有可能发生。在这一叙述中，战败者并非只是回归平民生活；他们成了新型群众政治的人力基础。返乡者的规模使这个日期在叙事中持续发挥作用，即使故事已经转入后来的岁月。

失败与幸存者政治

人们记忆中的战场，是更广阔的失落图景的一部分。叙述唤起卡尔斯特高原与伊松佐河畔的死者，并将战后听众描绘成由前士兵和幸存者组成的公众。他们以简短有力的话语发言，随后陷入沉默；他们被刻画为从战争中归来、却难以融入寻常政治生活的人。贝尼托·墨索里尼称自己是他们的保护者，也是适合应对旧时代之后局势的人。

这种主张也包含政治算计。退伍军人并未被描述为拥有既定纲领的同质选民群体，而是由心怀不满者、失去依靠者以及既受战斗神话吸引、也受战斗本身吸引的人组成的多元群体。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叙述将吸引与鄙夷并置——他想要这批追随者，同时又看不起他们。因此，这个日期的意义部分在于牺牲的规模，与幸存者观念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

更广泛的战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张力。本书描述了革命期待的蔓延、三个帝国与王朝的崩溃，以及西班牙流感感染数千万人的情形。在意大利，罢工与政治冲突使新一轮断裂的可能变得真切。因此，返乡士兵身处这样的社会——胜利与和平都未能解决究竟由谁塑造未来这一问题。

从断裂走向复兴

后来的政治话语一再将失败与疲惫转化为重生的承诺。1920年1月，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将阜姆与凡尔赛谈判相对照——前者与青春、生命以及仍待开创的未来相联系；后者则与一个因猜疑和不确定而衰弱的欧洲相联系。这种对照并未抹去战争造成的损失，而是将战后时刻重新描绘为衰落与新开端之间的较量；这种意义结构呼应了早先将卡波雷托描绘为一个时代终结的叙述。

国家法西斯党成立时，贝尼托·墨索里尼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民族整合与帝国抱负的计划。他表示，地区身份之间的分歧应让位于团结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意大利人，并将国家理解为法西斯权力的工具。他的未来愿景将群众置于核心位置，同时也为他们指定了一位诠释者和纪律执行者。战后民众不只是要得到代表，还要被组织起来并重新塑造。

贝尼托·墨索里尼后来颂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时，同一套再生框架再次出现。在贝尔焦约索广场，他将四年前聚集于此的寥寥数人与如今聚集的庞大人群相对照，并将这种变化描述为人民成为民族、民族成为国家。此后这场政治展示，为早先关于旧时代已告终结、新时代已经开启的主张赋予了具体形式。书中并未将1917年10月24日说成一切后续发展的直接原因；它是一个被记住的断裂点，使这类重生主张显得可以理解。

日期的余波

本书后来描写的危机也揭示了秩序承诺与法西斯权力扩张所依托的现实之间的落差。面对革命威胁，自由主义国家授权法西斯分子协助维持公共秩序；贝尼托·墨索里尼向米兰城省长保证，法西斯分子将不惜一切手段抵抗布尔什维克。1922年10月，随着政变即将发生的预期升高，政府下令准备武装抵抗并实施戒严；国王没有签署法令，法令随后被撤销。这些后来的事件属于与卡波雷托不同的政治时刻，但它们显示出，在旧世界被宣告精疲力竭之后，围绕谁有权声称自己能够恢复秩序的斗争仍在持续。

因此，这个日期在叙事中的意义既是回顾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卡波雷托为失败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参照点，而战后叙述则以这一断裂为起点，讲述幸存者、政治动荡与复兴承诺。将一个时代的终结转化为新时代开端的同一套话语，也有助于解释一场运动如何既将自身的崛起描绘为对混乱的回应，又将其描绘为重塑民族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