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红色两年

“意大利红色两年”指的是战后社会主义者和农民动员起来，对抗雇主、土地所有者及既有政治权威的时期。在这一叙述中，它并非只是一段动荡时期，而是围绕谁能够组织劳动、治理日常生活展开的斗争，尤其发生在乡村。其力量与影响范围助长了这样的局面——法西斯小队自称是秩序的维护者，同时却加剧了它们声称能够终结的冲突。

战后动荡与政治重组

这一时期发生在一场战争之后，数百万士兵返回了动荡中的祖国。叙述想象着五百万退伍军人涌回意大利，并将旧政治阶层描述为无力推迟迫近的危机。在这种观点中，战后的较量分化了依附旧秩序的人与期待新秩序的人。退伍军人并非同质的政治集团，但他们的战争与复员经历，构成了彼此竞争的大众运动争取支持的背景之一。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对阜姆的赞颂，呈现了另一种关于战后复兴的愿景。他以阜姆的激情与想象中的活力，对照《凡尔赛和约》安排所体现的疲惫政治，并将这座城市与一种由生者和未出生的后代承载的未来联系起来。叙述随即对这一号召作出限定——意大利人并未如邓南遮所愿追随他，而左翼日益显著的地位，也使他声称自己代表青年一代的主张愈发站不住脚。这一对照表明，意大利红色两年不仅关乎工资或政治制度，也处在一场更广泛的竞争之中，各方争相宣称自己代表民族复兴。

社会主义组织与乡村权力

在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社会主义影响在市政政治和劳工组织中都清晰可见。这座城市有两个彼此竞争的劳工会，而一位社会主义市长则试图跟上革命诉求。叙述提到有人号召佃户占据雅致住宅并主张拥有这些住宅，也记载了没有工会证的人可能被拒绝供应面包。雇主承受着巨大压力，中产阶级则夹在相互竞争的诉求之间。这些例子显示，斗争从工作场所争端延伸至住房、物资供应和公民权威等领域。

乡村的力量对比更为关键。社会主义组织遍布一个又一个村庄，包括农民工会、人民之家、合作社和地方基层组织。在波河流域，各联盟向土地所有者强加条件，并在对方违反条件时征收罚款。这些要求植根于农业劳动者缺乏保障的处境——他们平均每年只能找到一百二十天的工作，需要获得足够工资，才能熬过无活可干的月份。各联盟通过就业介绍所掌握雇用权后，其影响力也延伸到了工作日程、脱粒、种子供应和作物播种等方面。

费拉拉最清楚地展现了这种乡村势力的崛起。二月，季节性农业工人和佃农因集体农场协议续约问题举行罢工，导致大麻和甜菜播种中断，而这两种作物关系到该省的生计。随后达成的协议包括提高工资、由工人管理招工，以及强制雇用配额——从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每三十公顷必须雇用五名工人。到五月中旬，费拉拉无产阶级团结联盟有八万一千名成员，包括农业工人、佃户、分成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的胜利从季节性劳动者扩展至佃户和分成佃农，使他们能够影响工资、工作条件和作物选择；土地所有者则日益只能提供资本，对生产的控制权不断收缩。

冲突与法西斯回应

各联盟势力的增长，加剧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对立。叙述描述了一种局面——即使工人接受较低工资，也可能被视为对集体约定的威胁；违反强制性协议的土地所有者则会遭到罚款。社会和经济压力强化了正式的劳工规则——被认定违反规则的人可能被拒绝供应面包、遭到排斥，或被迫离开。各联盟协调行动的能力使其诉求具有影响力，但同样也使乡村成为有组织反制行动的核心场域。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支惩罚性远征队从费拉拉出发，前往周边村庄。该行动旨在同时袭击数个农民联盟，采用突袭、武装团体以及由农业协会提供的卡车。经过计划、同时发动的袭击，标志着行动转向更明确的军事手段。奥劳·加焦利缺席一事，暴露出法西斯主义内部在运动方向及其与土地所有者关系上的分歧；他先前因抗议贝尼托·墨索里尼与邓南遮决裂以及农业势力的干预而辞职。

同年稍晚，伊塔洛·巴尔博组织了一场从费拉拉乡村进入城市的大规模动员。五月十一日午夜开始，数千人徒步、骑自行车、乘马车和驳船出发；次日上午，五万名农业劳动者占领并瘫痪了费拉拉。电话线路遭到切断，学校建筑被征用作住宿场所，商店和企业则关门停业。这场行动的规模表明，法西斯组织既能动员乡村民众，也能出动小队攻击社会主义机构。它还将乡村原有的困苦转化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治力量。

后续回响与历史意义

第一次大规模冲突结束后，意大利红色两年仍是一个重要参照。一九二二年，工人组织宣布举行全国性的合法主义罢工，以捍卫政治自由和工会自由；米凯莱·比安基借此危机向国家发出最后通牒，贝尼托·墨索里尼则要求给予法西斯主义自由行动的权利。这一事件显示，劳工动员以及国家应对上的犹疑，仍不断为法西斯升级行动提供机会。这并未抹去早期社会主义组织活动与后来法西斯运动之间的区别；相反，它表明后者如何一再援引混乱局面来宣称自身有权统治。

这本书还将意大利红色两年纳入法西斯主义关于重生的叙事。贝尼托·墨索里尼后来将早期的小规模运动与其发展壮大后的军团相对照，把过去的斗争描述为从零散团体走向国家与民族的历程。他将法西斯主义描绘成一股统一意大利人、吸收或击败竞争者的力量，由此把一场围绕劳动、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冲突，改写成民族复兴的故事。因此，意大利红色两年既是一场真实发生的生产控制权之争，也是法西斯主义用来解释自身崛起的一场被追忆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