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6, 1924

1924年4月6日举行的意大利大选，在本书中既是对民众支持度的检验，也展现了这场检验已受到何种程度的损害。贾科莫·马泰奥蒂敦促公民不要向法西斯独裁统治退让，而贝尼托·墨索里尼担心的并不只是反对派获胜，还担心选民拒绝参与。投票为法西斯名单带来了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议会多数；竞选过程则暴露出一个政治体制——选票和议会程序依然存在，但恐吓和限制压缩了反对派的活动空间。

胁迫氛围中的选举

竞选期间，马泰奥蒂努力记录的不只是人身暴力。他正在汇编有关公共资金遭滥用的详细证据，其中包括可疑的私有化、银行救助以及国库损失。身在伦敦的工会同志告诉他，他们掌握了意大利政府与辛克莱石油公司秘密协议的相关不利信息。该公司正在一片面积超过1850万英亩、约占意大利领土四分之一的区域内取得石油勘探权；关于巨额回扣的传闻，使这些指控具有了爆炸性的政治影响。马泰奥蒂原计划在四月底前往伦敦，但首先必须面对这场选举。

因此，对马泰奥蒂而言，这场选举不仅仅是议席之争。在4月6日写给菲利波·图拉蒂的信中，他主张必须更积极地反对独裁统治——公民应当要求自己的权利，不应在没有坚决抗议的情况下放弃阵地。他不接受法西斯主义会自愿解除武装、恢复法治的预期，并警告说，每一次得手都只会为进一步的滥权铺路。他的呼吁将抵抗视为对政权手段的必要回应，而非可以安然留待下一次投票解决的竞赛。

墨索里尼对空选票箱的担忧

同一天对墨索里尼而言意味着另一种危险。本书描述了随着4月6日临近，他对空选票箱的焦虑。他最担心的并不是反对者公开击败自己，而是大规模弃权——人们可能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走上街头或投票反对他，以沉默的方式拒绝参与。在这种情景中，冷清的投票站将显露出一个国家正在撤回对政权的支持，却没有给政权提供一场可以公开镇压的对抗。

他对各省传来的报告所作的反应，暴露了官方控制与持续胁迫之间的矛盾。据称，墨索里尼一听到公民自由遭侵犯或地方性法西斯暴力的消息，便勃然大怒，并向省长发出通令，要求严厉镇压违法行为。然而，报纸遭到查扣，反对派候选人在小城镇一再遇袭；数个地方甚至有神父遭到攻击。镇压非法行为的命令与恐吓不断升级的竞选活动并存，正式选举程序虽得以维持，选举条件却并不平等。

选举结果及其意义

5月24日公布的议会数字显示了4月投票之后胜利的规模。法西斯全国名单获得465万张选票，占有效赞成票的64.9%，并使其全部356名候选人当选。《阿切尔博选举法》规定，得票率超过25%的名单可获得多数席位奖励，但法西斯名单远远超过了这一门槛。第二张全国名单中当选的19名代表也加入法西斯阵营，使墨索里尼政府的议会多数达到374席。投票率也有所上升，这使任何将选举结果简单归结为民众大规模抵制或仅凭弃权获胜的说法都更加复杂。

本书将这一结果既视为政治上的屈服，也视为选举上的胜利——即使墨索里尼最坚决的一些反对者，也承认这场胜利无可争议。皮耶罗·戈贝蒂将自由派统治阶级的默许称为墨索里尼主义的杰作。因此，4月6日正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竞选以正式选举程序进行，最终结果却将权力集中于一个政权；该政权的反对者早已警告，它不会自行恢复自由。投票展现了法西斯控制力的广度，但相关叙述也清楚表明，理解选举的意义不能脱离政治竞争所承受的压力。

抵抗与巩固之间的一个日期

这一天将彼此对立的期待汇聚于同一个政治时刻。马泰奥蒂试图将记录在案的滥权行为转化为持续公共抵抗的理由；墨索里尼则密切留意民众可能撤回参与的迹象；竞选期间的地方暴力进一步压缩了选民和候选人可作的选择。后来公布的议会总数证实了政权胜利的规模，同时也显示，在充斥胁迫的政治环境中，选举机制仍能赋予政权压倒性多数。在本书的叙事脉络中，4月6日因此不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也是一个转折点——选举得以存续，民主竞争却在同时遭到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