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方索·纳瓦罗的身份证件
加西亚医生的病人阿方索·纳瓦罗的身份证件,是阿德里安·加利亚多作为西班牙战斗人员在柏林的生活与他冒用阿方索·纳瓦罗·洛佩斯之名幸存下来之间的文书枢纽。加利亚多从自己杀死的那个人身上拿走证件,销毁自己的证件,并利用这些文件让自己的消失在行政记录上显得真实。一开始,这只是街垒旁的绝望举动,后来却成了一个持久的假身份,伴随他度过苏联人的审讯和监禁,进入战后世界。
在柏林拿到的证件
在威廉大街上,加利亚多和其他守军等候在一处用铺路石搭建的临时阵地里。机会来临时,他掏出手枪,检查枪里有子弹,然后朝蹲在唯一一挺可用机枪旁的那个人开枪。他搜查死者的制服,找到证件,放进自己的钱包。随后,他在用作炉子的穿孔铁桶里焚毁自己的证件。直到加利亚多实际上已正式从世上“消失”,他才把尸体移到一旁,占据死者的阵地。一辆俄国坦克驶过,没有发现他;他没有开火,而是等待再次投入战斗的机会。
这些证件并非只是通过检查站的手段。它们使这场身份替换变得有据可查——加利亚多可以抛下旧名,因为他持有属于另一个人的证件。这一过程表明,行政手续与谋杀密不可分。他不是通过无害的改名冒用死者身份,而是从死者的制服中夺走身份,同时把自己过去身份的凭证投入火中。
投降后的借来姓名
加利亚多拿走证件,并非只为化解阵地上的眼前危险。守军的抵抗结束时,他已经爱上阿格涅塔·穆勒,不再想死。他相信,若想在战争结束后有机会活下去,就必须变成另一个人。他曾在克洛加服役,也因此处于危险之中——与集中营有关的人可能认出他或告发他。他杀死纳瓦罗以取得新身份,而这些证件让这一盘算有了实际依托。
苏军最终来到阵地时,加利亚多举起双手走出来,带着阿方索·纳瓦罗的证件,并藏起纳瓦罗的尸体。严格来说,他并非以自己的姓名投降——这些证件跟着他进入拘押状态,让原来的身份逐渐隐去。小说把两者的区别写得十分鲜明。曾经名叫阿德里安·加利亚多的人确实就在眼前,但俘虏者能够叫出的名字却是纳瓦罗。
审讯中的身份
这些证件是否有用,取决于加利亚多能否维持证件所证明的身份。在一间拥挤不堪的牢房里待了六周后,一名苏联军官询问他德语为何说得这么差。加利亚多回答说自己是西班牙人。对方问他是否当过志愿兵,他答是;尽管他本想否认,也料到否认不会有人相信。这番问答以语言能力和服役经历检验他借来的身份;证件无法回答所有问题,但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供作答的姓名。
数月后,另一名会说西班牙语的俄国军官听一名自称阿方索·纳瓦罗·洛佩斯的囚犯编造身世。其间,加利亚多在黑暗中度过漫长日子,坐着睡觉,与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人挤在一起,逐渐构筑出这番说辞。军官只记下寥寥几笔,随后把他送进监狱等待审判。军官说,加利亚多或许会被移交给英国或美国的法庭,因为俄方没有充分理由就他在东线的行为对他提出指控,而且无力处置被关押的众多杀人者。这些证件帮加利亚多熬过了最初几轮审讯,却无法排除他日后遭到审查的可能。
从战场证件到战后身份
书中将加利亚多冒用身份的做法与其他伪造证件的事例并置,展现证件如何得以制作、篡改,并通过日常行政系统。在1937年的马德里,曼努埃尔·阿罗约·贝尼特斯曾以拉斐尔·奎斯塔·桑切斯之名登记在册,使用的是一套经过精心准备、细节全属虚构的身份。后来,战后克拉拉·施陶费尔周围的逃亡网络向逃亡者提供衣物、援助和证件;一份记有德国姓名、出生日期为1907年的受洗记录,也曾经手过她的住所。在战后的柏林,扬·施密特也凭一张居住证明变成约翰内斯·格伦瓦尔德,并因此获得市警察部门的工作。与这些更广泛的情况相比,纳瓦罗的证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加利亚多不是通过办事机构或网络取得证件,而是直接从自己杀死的人身上拿到它们。
这个身份延续到了战场之外。1947年,加利亚多在马德里以何塞·帕切科·埃尔南德斯之名工作,而克拉拉·施陶费尔住所里的人仍称他为阿德里安。后来再次使用别的姓名,清楚表明纳瓦罗的证件开启的是一段更漫长的隐匿生活,而非仅仅帮助他逃离苏联阵地的一次行动。在这些身份之间,关键的凭借是能够在记录中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出现;每个名字都为他在世间提供了一个暂时的位置,却没有消除背后的罪行和危险。
一个可用身份的代价
加利亚多作出这个选择,是为了活下去,也因为害怕自己在克洛加所扮演的角色被揭穿,但这些证件并未使他的生存变得不涉及道德问题。他杀死纳瓦罗,藏起尸体,并夺走了能让死者被人冒名取代的凭证。因此,这些证件承载着两段彼此相连的经历——它们保护加利亚多免遭眼前暴露,也保存着那场暴力造成的后果,而正是这场暴力使他的掩护成为可能。
证件的力量,来自姓名表面上稳固不变与姓名转移背后暴力之间的矛盾。对苏联官员来说,阿方索·纳瓦罗·洛佩斯是一名西班牙志愿兵,他的经历可以接受盘问并记入档案;对读者来说,这个身份则是由偷来的证件和背熟的身世拼凑而成。加利亚多的生存,取决于他能否在行政记录中被辨认为另一个人。这些证件不只是把他藏起来,还让冒名顶替实际运作下去,使战场上的杀人行为延续到此后数年。

